从文创作中期文化阐释视阈：反观之镜与湘西文(2)
2013-06-15 01:35
导读：承认他者、尊重他者，诚为一种客观化胸襟的体现。有了这种胸襟，才有对异质文明的认同态度。法国人类学家列准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写道
承认他者、尊重他者，诚为一种客观化胸襟的体现。有了这种胸襟，才有对异质文明的认同态度。法国人类学家列准—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写道，人类学者在不同文化价值认同上，常常会出现党同伐异的倾向：他赋予异地社会以极高的价值，那个异地社会与他自己的社会愈相异他似乎就认为那个社会的价值愈高。他由于厌恶或敌视他土生环境的风俗风尚，而在另外一个社会里看到价值。“人类学家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倾向于颠覆所有的体制，反判传统行为，但是，当他处理一个和他本身社会不相同的社会时，他不但看起来充满尊敬之情，甚至到了采取保守主义观点的地步。”[37]这是人类学家用貌似偏激的态度来表达他对文明及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虚怀若谷的胸襟。对于文化文明的多样性的尊重和理解及其虚怀若谷的态度，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在她的《萨摩亚人的成年》里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以往我们习惯上认为属于我们人性中固定一国居民所有的行为，另一国居民可能并不具有，而是和种族的差异无关的。人类学家了解到，即使像爱慕、恐惧和愤怒这类人类的基本情绪，也不能归咎于种族遗传或所谓共同的人性，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38]在对本土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的对比和相互超域上，其基点在于对二者进行跨文化理解和阐释。而对于两者相对文化的任何一方面的文化的研究，“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超域这种文化本身的观点”[39]
3、2 沈从文文学创作的人类学诗学特征
聆听异域之音，寻找文化他者，不但对他者文化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后所形成的文化志引起文化批评界的关注，而且来自于边缘地区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正成为文化志和文学批评综合分析的对象。因为，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提供了任何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土著经验表达，而且也象我们自己社会中类似的文学作品那样，构成了本土评论的自传体民族文化志，是文化持有者对于本土经验的表述。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文学与人类学二者之间，不可分离。二者共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的生存及其发展，人类是二者共同的本体。而文学是具有人类性的，因此天生应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具而言之，只有人类才有文学，而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只有在跨域语言屏障之后被全世界、全人类所理解、所认同、所感动、所欣赏的民族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更重要的是，人类学不但要研究人类杰出的文化理解，而且特别要研究初始的、蛮荒的、野性的形象性思维和现代文学的关联。这因为“起源”最容易显露“本质”，“开始”能够预示“演变”。流发于源，本生于根，文学人类学应对文学和人类学进行贯通。文学在两个方面吸收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一是在文本的写作上上吸收了人类学写实的手法，另一方面是在文学内容上出现了大量的异族叙述异国情调和异域内容。另外，从文学对人类学的影响而言，文学里有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人类学材料，其意义与功效仅次于“田野”，这正是叶舒宪教授所提倡的第三重证据法。文学作为文化的子系统，具有文化承载的功能，那么把文学、文献文本的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途径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种文化研究方法的突破，也是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互动。[40]
人类学学走向异文化和荒远绝城的时候，文学家中也有了非常相似的精神追求，沈从文即如此。沈从文正是凭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来对抗都市现代文明与儒家理性文化的虚伪与堕落。首先表现在他的异域题材的选取上。异国异域题材作家描述了许多异城异质的人生图景，把这些人生图景来作为他们在所处的现实环境的理想之境。异域题材作家离开近在咫尺的现实，把自己理想的正面投向远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化他者当作他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对照。“他仿佛怀着一种表面看来自相矛盾的信念：在异国神秘莫测的朦胧气氛之中找回因异化而失去的近处的家庭般的温馨，由此就不难解释下述并不少见的现象：异国题材的作家一瞥见异国情景便浮想联翩，就如回到久别故土的早已熟悉的田野，……在异国神秘莫测的黑暗之中，重新获得这种家庭温馨——这意味着返回到本我的前文化阶段的性欲解放状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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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沈从文寻求反观之镜的原因
沈从文初到北京的较长时间里，物质生活贫困，精神孤寂和压抑，体会更多的是人之间的冷寞与现实之中人性的堕落、上层社会的虚伪、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沈从文眼中的都市是“言与行、表与里的分裂，在聪明中见出虚伪，大度中见出自私，文明中见出肮脏，自大中见出怯弱，稳重中见出庸鄙”[42]异化的城市扭曲了人性，满眼是堕落，一片荒芜，一团绝望。二三十年代，北京社会问题严重，权欲膨胀，物欲横流，人的灵魂被各种名利所诱惑和纠缠，失去了人性光辉，人性在黑暗中徘徊，在相互冲撞中扭曲和变异。
沈从文作为都市人生图景的理性审视者，对于知识、礼教等构成的都市文化是有自己独特的清醒认识的。“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因之丧失净尽”[43]在沈从文看来，正是外在的知识、理性和礼节等造成了人们内在生命的丧失和灵性的枯竭。因此作为冲出湘西又陷入都市文化困境的自然之子，沈从文更易回头，甚至是怀着一种缅怀的牧歌情调描绘湘西儿女率真而具有创造性的自然情欲人生，以此来对抗都市人生的庸俗萎缩，呼唤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4]沈从文正是怀着这样的文化心态描绘了一群摆脱礼教、文明束缚的又遵循生命冲动和生命快乐原则，尽情享受生命欢乐的湘西儿女形象。沈从文认为自己的这种文学创作思想是能够被世人所接受的，因为他是在追求反拨现代都市文明扭曲变异的另外一种异样的、本真的生活表达形式，他在《阿黑小史》序中说：“或者还有人厌倦了热闹城市，厌倦了眼泪与血，厌倦了体面绅士的古典主义，厌倦了假扮志士的革命文学，这样的人，可以读我这本书，能得到一些趣味。我心想这样的人大致总还有。”[45]而作为社会精英、承载文化传播与教化职责的知识分子也在被社会无情吞噬，因此人文精神失落。知识分子的堕落、人文精神的失落，无疑给沈从文寻求精神家园增添障碍。对现实的质疑使沈从文痛苦，因为沈从文是带着对知识的倾慕和文化救国的理想从边远之陲来到现代文明的都市的。其痛苦的根源在于，他此时感觉到两种不同的文化对他进行撕扯，他似乎支离破碎。他是在两种文化冲撞中生活，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这种文化边缘化生存态既可理解为一种苦难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位置的优越，因为是这种苦难造就了他，他对于各种文化的相异性，对城市——乡村、边缘——中心、少数民族——汉民族、古楚感性文化——儒理性文化等不同文化的对立表现形式的深刻感受使他走向了对苦难的超越。苦闷的现实又使他梦回湘西，营造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来达到他的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目的。他对湘西土著文化的认同，就意味着他对城市现代文明与儒家理性文化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