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创作中期文化阐释视阈：反观之镜与湘西文(3)
2013-06-15 01:35
导读：3、2、2 梦回湘西，寻找反光之镜 沈从文梦回湘西，湘西是他的精神家园。他的文化阐释的视阈从都市又回归到湘西文化，旨在把湘西文化中的青春活力的
3、2、2 梦回湘西，寻找反光之镜
沈从文梦回湘西，湘西是他的精神家园。他的文化阐释的视阈从都市又回归到湘西文化，旨在把湘西文化中的青春活力的因子作为都市现代文明与儒家理性文化堕落死寂的反观之镜。他在上海时创作中期（1928——1931年）创作的湘西作品，与城市在时空上拉大距离，着重凸现湘西世界荒蛮、寂静的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沈从文用带有原始色彩的苗族文化批判人的生存被扭曲和变异的城市现代文明，以雄健清新的古楚感性文化反拨虚伪堕落的儒家传统理性文化。他强调人性和道德的自然、单纯形态，用以拯救现代文明中人性的异化和堕落，呼唤自然人性、生命自然形态的复归。这种文化理解阐释和批评的宗旨暗合了人类学的以他者作为我者文化的反光之镜的文化思想的。
沈从文文化理解、文化阐释与人类学二者之间的契合，除了了解他者的强烈的好奇和异域探险的求知冲动之外，主要还是对“文化身份”的反思性选择，特别是对他自己所从属的文化价值的反省。以湘西文化的本真形态来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这是沈从文在多重文化的撕扯中作出的文化选择，认同湘西文化意味着对都市文化的批判。他这种文化身份的转换是必然的，沈从文的多元文化成长背景及其一生多种跨文化的体验，使他能从容面对主流文化——边缘文化、仅文化——苗族文化、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之间的碰撞，他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心态、跨文化理解及跨文化阐释身份选择和人类学者有默契之处。该时期沈从文采取的是湘西文化本土本位立场，甚至以苗族文化的代言人在言说着湘西苗家的本真人性及初朴的和谐生活，该时期他推出了一批苗族浪漫传奇：《月下小景》、《豹子•媚金与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龙朱》、《神巫之爱》、《阿金》等。对这些故事的叙述，从其创作初期对苗文化的他者外部描写立场，转变为叙述人的包括苗族文化在内的湘西文化的本土文化理解、阐释立场。这种湘西文化代言人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和强烈的自我归属感，一方面是沈从文在北京时文化冲撞中的文化身份迷失焦虑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另外，这种文化身份的选择，体现了沈从文寻求一种叙事策略的努力，即在对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明的反观之镜时，对苗文化的理解与阐释是站在苗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之中，他是以近距离去感知、理解、阐释苗文化特质的。沈从文在写作这些浪漫故事时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苗族血统。1930年，他写了《我的二哥》一文，提到母系应属于黔中苗族区有两次，第一次是曾祖母，第二次是祖母。在1931年为《龙朱》写的序文里，他也说自己是苗族。他承认自己的苗族文化身份是和他把苗族文化作为都市文化的反观之镜在精神上是相互印证和相互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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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西与都市的对抗中，苗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洪涛在《沈从文与区域文化》中曾对苗文化的地理因素和文化特质进行了分析：“从地理角度看。苗区位于下行的后方和腹地，距汉文化的空间距离也最远。其实，沈从文的作品可以按地域分排：在酉水流域，从常德到桃源，再经辰州、泸溪、保靖、茶洞、凤凰，最后是苗乡。对作品的细心观察可以发现，沿河上行，都市文明的种种表现渐弱，而自然原始气息越来越浓烈。苗乡，苗族文化是抵御外来文明入侵的最后堡垒的根本保证。当文明之风已吹入湘西沅水中下游地区，‘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样式’[46]苗乡依旧有燎火号角的酬神歌舞，健康的生活与大地神灵一体。当文明移风易俗，湘西面临被外界同化的危险时，苗族文化成了沈从文作为湘西代言人与外界对话的依据和支撑。沈从文意识到，湘西文化的核心和真正特色是苗族文化，傩事活动，对歌、狩猎、龙舟、放盅、落洞……加强了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从而阻断了与汉文化的混同而保持独立，有实力与汉文化抗衡。没有苗族文化的存在，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进行将土崩瓦解”[47]
3、3 湘西文化持有者内部视阈、本土阐释和地方性知识
3、3、1 湘西文化特有者的内部视阈、本土阐释与“深度描写”
沈从文作为湘西文化代言人，凭着本土文化阐释者身份，以一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阈，对湘西文化特质进行近距离感知、理解，从而实施本土文化阐释策略。这种文化身份和文化理解、阐释的立场及基本策略是一种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自觉利用。在文化人类学发展的早期，人类学家总是作为外部观察者用西方学术规范的术语来传达他们对异文化的认识，这带来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为了力求客观地理解和阐释异文化对象，人类学家在认识论上转换到从异文化内部去体认。因为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用单一视角去理解和阐释难以达到全面和客观。如何缩小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加真实确切地加以从他者文化内部去观察和表述这是必然的。由于历史的机缘和独特的地貌，湘西文化相对于汉主体儒家文化来说是异质的，在这一点上许多专家像刘一友、向成国先生有专门论述，他们论述的侧重点显有不同，但基本理论与方法都是运用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湘西文化包括凤凰文化在内的文化特质进行纵向梳理、横向对此。对于湘西文化精神特质的理解和阐释只有用文化特有者的内部视阈才能洞悉该文化的社会心理、思维方法、审美价值观、世界观，而对于该文化的全方位的批评还必须有客观冷静的立场，上面所提两位学者既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阈，又有历史理性的高度，是一种主、客位研究方法的结合，因此对湘西文化精神的内核有合理而中肯的评判。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对文化理解、阐释的角度或方法上有主、客位研究之分。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通过汲取当地的提供情况的人即报道人所反映的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和观点进行整理和分析的研究方法。主位研究将报道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他的描述和分析作为最终的判断。同时主位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要有深入的了解，熟悉他们的知识体系、分类系统，明了他们的概念、话语及意义，通过深入的参与观象，尽量地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主位研究在人类学中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文化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和文化志写作中都注意本土术语和观念的运用。这种方法能够详尽地描述文化的各个环节，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视阈偏差。[48]沈从文作为湘西文化持有者，对湘西文化所进行的文化理解和阐释的视阈更是一种内部的，这种视阈的独特性使他能对湘西文化进行近距离的感知，全方位深入到湘西文化的内部实质中，这正是人类学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人类学家有意识地训练本土文化中的人类学者的努力，也说明这种文化持有者内部视界的重要性。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贴近感知经验，是同时代其他作家所没有的，因此他对湘西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也是独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