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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创作中期文化阐释视阈：反观之镜与湘西文(6)

2013-06-15 01:35
沈从文的质朴性原始主义创作中体现了文化上的崇古慕俗与归朴返真，崇尚道德风尚的原始质朴性，它是与较为简单的湘西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荒远而自然状态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现代人际关系的多样化、复杂化、疏远陌生感更衬显原始人际关系的简单与质朴。质朴的品质可类比于现代人的童年时代，一般认为，孩提时代的童真近似于人类原始情操的质朴。这是对生命的自我追忆与肯定，是与现实拉开距离的美的观照与升华。
沈从文作品中的神秘原始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在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原始主义被视为是一种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构成互补。从人类思维方式而言，非理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同等重要，不可或缺。而二者的思维方式是人类的非理性和理性两种思维特征所决定的。沈从文原始主义这种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使作品产生了与现实之间的陌生化和神秘性因素。神秘性渗透于苗族人的信仰神话、仪式中。沈从文创作中期的湘西作品通过超越现实的想象方式创造一个荒诞的具有象征性的形象世界。它以写实的面貌或写实与想象汇道交合的形态，达成原始思维的神秘性与人们现实中的神秘感之间的重叠与呼应。其方式体现在，表现现实中事件与人物关系的非因果性与确定性；将故事的真实性和虚构性、客观性与主观性混为一体，彼此之间排除了理性的界墙。神秘主义的回顾是对现代文明理性主义的一次坚强反拨，而现代文明的代价就是理性的绝对统治和神秘感性的绝迹。

3、5  寻找反光之镜的意义

沈从文创作中期（1928年-1931年上海时期）文化理解和阐释的目标在于为现代都市理性文化寻找反光之镜，以供文化反思和对文化病弊的疗救，从而来达到文化复兴的目的。沈从文这种反观之镜的寻找实际上是对中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思考的一种回应，只不过他是用文学创作实践作为一种文化反思的方式。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文化流变状况呈现出了一个普遍问题：如何克服民族文化危机，来建立新的文化发展规范？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的再度思考。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十九、二十世纪世纪之交曾进行激烈地讨论。文化理论界一般认为，存在有二种文化选择。其一，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其核心内容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强调西方道路是我国文明现代化道路的模范。泛而言之，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整个人类文明通向未来的唯一选择，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之归宿。第二种是保守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复归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文化复兴即等于儒学现代复兴，该观点立足于中国本土，认为中国传统古典文化，尤其是孔子开创、宋明理学等继承、发展的儒家文化，这种本土儒家理性文化具有高于西方文化的天生品质。因此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选择，在于复兴现代新儒学，寻求继先秦儒学、宋代理学儒学之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以完成返本开新，重振内圣外王之道。泛而言之，把儒学复兴作为世界文明之经典，世界文明才有希望。笔者认为，沈从文在寻求文化复兴的文化生态资源时，异于其他人，是把目光拓向了湘西古楚文化，这种文化异质于儒家理性文化之处在于，具有强旺而执着的生命意识，更尊重生命的自由表达和人的原初感性。在寻找中国文化复兴理论资源的途径上，沈从文的这种向度应该属于第三种方法。沈从文“湘西世界”是作为一种文化复兴的文化资源而存在的，它所内蕴的古楚感性文化是作为反拨传统儒家理性文化和现代文明二者的弊病的反观之镜，具有象征意蕴。“沈从文就是想借文学的力量，把野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他很想将这份野蛮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60]因此从文化复兴这个角度，浓从文所走的第三条道路，特立独行，这也是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的价值之所在。因此在倡导现代理性的新文化运功中，沈从文的姿态是另类的；而相对于30年代的革命文学思潮而言，沈从文的这种态度更是和政治、革命等理性主义倡导相左的。在这个层面上，沈从文把“湘西世界”作为反观之镜，反抗儒家理性，质疑现代文明，走向浪漫主义，这正是沈从文的文化选择，也是沈从文卓然独行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