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困场屋的寒门举子(2)
2013-06-28 01:00
导读：其次，罗隐还缺少丰厚的物质支持。他赴京应举之前，已有家室。科举之路上，还遭逢妻亡父死等家门不幸，生活更加困窘，本来就门寒于光逸，命薄于黔
其次，罗隐还缺少丰厚的物质支持。他赴京应举之前，已有家室。科举之路上，还遭逢妻亡父死等家门不幸，生活更加困窘，本来就“门寒于光逸，命薄于黔娄”[3]的罗隐，只好遍谒藩镇州郡以求资助，度过凄惶的岁月。所以他在《答贺兰友书》中说：“家在江表，岁一宁觐，旨甘所资，桂玉之困，何尝不以事力于人？”在《谢湖南于常侍启》也说：“近者以江表岁饥，吴中力困，旨甘既阙，辰为萦怀。”罗隐虽偶尔获得“从事”之类幕职，但也不能常得温饱，过的大都是“寒饿相接”的日子，这种生活状态一方面影响了罗隐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科举之路更为艰辛。
（2）容貌丑陋，形象不佳。
罗隐相貌丑陋，这是不必回避的事实。对此他也曾自我解嘲。如《喉子》：“未能惭面黑，只是恨头方。”《鉴诫录》卷八“钱塘秀”条、《南部新书》丁卷均载唐宰相郑畋女，特别钟爱罗隐诗，讽咏不已，一日罗隐来谒，此女潜于帘下窥之，发现隐貌寝陋，自此也绝不咏其诗。当时他的友辈方干，也是因为生成兔唇而落第。《鉴诫录》卷八“屈名儒”条云：“干为人唇缺，连应十余举。有司议干才则才矣，不可与缺唇人科名，四夷所闻，为中原鲜士矣。干潜知所论，遂归镜湖。后十数年，遇医补得，年已老矣，遂举不出镜湖，时人号曰‘补唇先生’。弟子李频等皆中殊科，干可谓屈人矣。”两个事例颇可看出时人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也限制了某些才华出众却相貌寝陋之士的发展。
唐人注重及第进士相貌，大略有两种原因：
首先重视相貌，乃六朝隋唐人普遍存在的文化观念。唐人取士重貌，吏部铨试设四科，曰身言书判，“身”即相貌，这是官方确定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标准。
大学排名 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文化经济荟萃之地，各国使者留学生商人云集，四方才子佳人共聚，若千挑万选了一名“貌寝”的进士，未免让外人以为“中原鲜士”，影响天朝大国形象，作为未来的官员候选人，也未免让那些平头百姓认为“朝廷乏人”，影响中央权威形象。
（3）个性狂傲，又好讽刺，出语诙谐刻薄。
在晚唐动乱的时局和社会环境中，罗隐愤激不平；深受儒家正统政治理想与文学观念的浸染，他对政治腐败及社会黑暗尤其愤激。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儒学也不再注重伦理对士人行为的规范，传统礼教日益失去束缚力。罗隐敢于讽刺，出言不忌，他因此也不断落第，提拔无望。累年怀才不遇的境遇又愈发让他愤激消沉，尖刻无礼。
《唐才子传•罗隐传》记载他“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 。他曾在《送宣武徐巡官》一诗自我回顾说，“傲睨公卿二十年，东来西去只悠然”，《谗书序》亦言：“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因为“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诓人” 。好率性谈论人之是非，难免祸从口出，得罪人了。《北梦琐言》卷六载隐一事：“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阻之曰：‘某曾与之同舟而载。虽未有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可以敌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一次随意的狂傲言谈便断送了一个重要的升迁机会。而且不止是对一般官员傲睨嘲讽，就连最高统治者，罗隐也敢写诗讽刺。《唐诗纪事》卷六九载：“昭宗欲以甲科处之。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铄？’帝问讥谤之词，对曰：‘隐有《华清宫》诗云：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鉴诫录》卷八“钱塘秀”条云：“罗隐以讽刺颇深，连年不第。”讽刺机锋所至，就连赏识重用他的钱镠也在所难免，《吴越备史》记载，罗隐初见钱镠，惧不见用，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本是讽刺嘲笑之句，不过也有趣俏皮，所以钱镠看了大笑，不但不恼，还对他另眼相看。在平时的生活娱乐中，罗隐出语更加风趣却尖酸刻薄。唐人说部也有这方面的记载，称有钟陵（南昌）妓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云英，“隐旧见之。一日，讥隐犹未第，隐嘲之曰：‘钟陵醉别十年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1]
（三）愤激中的关注、调侃中的反思
——罗隐咏物咏史诗一析
唐代科举竞争异常激烈，晚唐时，科场舞弊、请托之风盛行，多数寒门士子被排斥于桂堂之外，由此产生不满甚至怨恨的情绪，且渐渐演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此时国家秩序遭严重破坏，传统伦理道德极度沦丧，一些寒门士子便以个人的恩怨得失，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们把对把持选举权的朝中大臣的刻骨仇恨，发展到对唐中央政府所代表的正统政治的敌视，并往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2]《北梦琐言》记载了屡试不第的李振进言朱全忠，杀害朝士的故事。文笔雄健，名著一方的李山甫，“数举进士被黜，依魏幕府”[3]，便唆使乐从训劫杀义昌节度使王铎。有记载表明，这些寒士的所作所为，囿于个人恩怨，连累无辜，无疑是不可取的。
罗隐也不免对自己的怀才不遇深怀怨愤，气闷不平，但他始终未陷入个人恩怨的深潭，仍然紧密关注现实，关注国计民生，并指摘时蔽，反思历史。这种愤激中的关注和反思在他的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现以咏物咏史诗为例，试作分析。罗隐的六十多首咏物诗中，有一般的体物之作，如《牡丹》、《竹》。但多是传统的抒写怀才不遇、多才多累的寓托之作，如《病骢马》、《鹦鹉》。而最具个性特色、最能反映诗人咏物诗成就的是他的托物讽世诗，罗隐通过咏物直面人生，抒写感慨，如《钱》、《香》、《粉》、《蜂》等咏物诗作，笔致轻灵，语气幽默，寓庄于谐，妙语解颐，在平易中见深隽，于嬉笑中见愤慨，讽刺深刻、切中时蔽。晚唐王朝大厦将倾，许多朝官权贵前途未卜，于是大肆搜敛大量钱财以满足享乐之需和做好猢狲散后的准备，罗隐曾作《金钱花》一诗以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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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
若收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 将。
前两句纯咏物，画面旖旎生动，语调平和，后两句转入议论，奇思妙想，谐谑的口吻里深藏着尖锐的现实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