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诗论与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诗学对(4)
2013-07-24 01:05
导读：三．过度与中庸：度的对读 新奇诗论与陌生化诗学在度的把握上也有着显著的差距。 就陌生化的艺术接受而言，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艺术手法的陌生化或
三．“过度”与“中庸”：“度”的对读
“新奇”诗论与“陌生化”诗学在“度”的把握上也有着显著的差距。
就“陌生化”的艺术接受而言，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艺术手法的“陌生化”或情节的“变形”应在接受者可理解的范围内进行。如果跨度过大，接受者就难于理解和接受。钱钟书先生曾比较过宋代诗人陆游和杨万里的“奇化”、“异化”手法。钱先生认为，陆游是以旧翻新，继承传统多一些，“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杨万里则另辟蹊径，独标一格，创新程度多一些，“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89][P118]就“奇化”、“异化”的处理来说，杨万里不逊于陆游，甚至可以说更高一筹。然而接受者的反应又如何呢？“放翁万首，传诵人间，而诚斋诸集孤行天壤数百年，几乎索解人不得。”[90][P118]这是因为杨万里诗语的“奇化”、“异化”用得“过度”，超过了接受者的接受水平，故理解和共鸣者甚少。《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曹雪芹借宝钗的话说：“诗固然怕说熟话，然也不可过于求生。”这话是极为精辟的，也是极中肯之言。我国传统的古典文论强调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就是要求先把传统的习惯、习见的词语置于前景，然后再言创新，这样，就不至于过于生硬。可见，诗语的“奇化”、“陌生化”应当适度，并非愈生愈好。
对诗语的“适度”这一点，西方“陌生化”诗学理论家，尤其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注意得不是很够。他们往往过分强调诗语和文本结构的“奇”和“异”，“唯陌生而陌生”，认为诗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美感，根本在于文本与接受者之间距离的拉大，并且，这种距离越大，越能引起接受者的惊赞。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文本与接受者之间距离的拉大，可以增强审美难度，延长审美时值，增加审美快感。至于这一距离所产生的审美主体的不可接受，他们认为是不存在的。相反，他们认为是接受者自己水平的有限而导致了对文本的不可接受。因此，在对“度”的把握上，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显然“过度”，走上了一个极端。而这，也招致了来自其它理论流派的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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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陌生化”理论偏于“过度”不同，中国的“新奇”诗论则显得更为“合式”，偏于正常，主张在生与熟之间保持一种中庸，在常与奇之间保持一种不即不离、不粘不脱的状态。宋人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曰：“千里之山，不能居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贵乎同与不同之间，同则太熟，不同则太生。”就是要求出奇但又不伤于正，追怪但又要显现常。若能在平常句中创造至难至险的奇句，这才是创作的高手。叶燮《原诗》说：“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两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明李贽认为，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却殊不知新奇就是平常。在《焚书•复耿侗老书》中，他说：“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暖，饥能饱，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察，反于寻常之外觅新奇，是岂得之为新奇乎？”以上诸例表明，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奇”与“常”是融洽相生的，对“新”与“奇”的追求要做到“常”中出“奇”，“奇”中见“常”，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
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的“奇”与“常”是与西方的“陌生化”和“自动化”相对应的一组范畴，“奇”与“常”是否是对立的？惊人之句是否一定要奇奥险快，迥异于一般常句？对此，中国诗论家们态度不一。如皇甫湜认为，“奇”与“常”是水火不融的，在《答李生第二书》中，他说：“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也，未以文言之失也。”就是将“奇”与“常”视为对立的因素。但更多的诗论家则是将“奇”与“常”看作对立的融合与统一，认为“奇”就在“常”里。如清人吴乔说：“唐诗固有惊人好句，而其至善处在于淡远含蓄。”（《围炉诗话》卷一）即说在含蓄中可见出惊人好句。清代贺贻孙也说：“古今必传之诗，虽极平常，必有一段精光闪铄，使人不敢以平常目之。及其奇怪则亦了不异人意耳。乃知‘奇’、‘平’二字，分拆不得。”又说：“吾尝谓眼前寻常景，家人琐俗事，说得明白，便是惊人之句。盖人所易道，即人之所不能道也。如飞星过水，人人曾见，多是错过，不能形容，亏他收拾点缀，遂成奇语。骇其奇者，以为百炼方就，而不知彼实得之无意耳。”（《诗筏》）指出在平常的诗境中要有惊人的“奇句”，“奇”是得之于无意之间。另外，宋人杨万里诗：“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也是说奇句是得之于诗人与自然的偶遇之中，而非闭门觅句得来的。
大学排名 李渔论曲强调尖新惊奇，但同时又指出这种“尖新惊奇”即在日常见闻之中，而不在于离奇的杜撰。他在论述词的创作时说：
在饮食居处之内，布帛菽粟之间，尽有事之极奇、情之极艳，询诸耳目则为习见习闻，考诸诗词实为罕见罕睹。以此为新，方是词内之新，非《齐谐》志怪，《南华》志诞之所谓新也。人皆谓眼前事、口头语，都被前人说尽，焉能复有遗漏者？予独谓遗漏者多，说过者少，……只据眼前词客命之，……言人所未言，而又不出寻常见闻之外者，不知凡几。……词语字句之新，亦复如是。同是一语，人人如是说，我之说法独异，或人正我反，人直我曲，或隐约其词以出之，或颠倒字句而出之，为法不一。（清，李渔《窥词管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