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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在诗中的构建——“神圣谱系”(2)

2013-08-01 01:07
导读:第三节 神圣之显现 神圣既然是抗拒一切趋迫并且是无法通达的,那么它通过什么得以显现呢?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在诗人的作诗活动中,神圣才能为民众

第三节  神圣之显现
神圣既然是抗拒一切趋迫并且是无法通达的,那么它通过什么得以显现呢?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在诗人的作诗活动中,神圣才能为民众所知,因为通过诗人的作诗,人入于存在者的总体而见证存在,这样一个过程形成为历史,为了使历史成为可能,词语便被赋予给人,在词语中发生着神圣。
神圣的发生无所不在,贯通一切,“从天穹高处直抵幽幽深渊,” [ 11](P338)从而开启出“现实区域之领域”,“‘天穹’(Äther)这一名称表示光之父和激活一切的明亮的大气之父。‘深渊’(Abgrund)思为‘大地母亲’所孕育的锁闭一切者。‘天穹’和‘深渊’同时命名着现实的极端区域,但也命名着至高的神性。” [5](P283)然而,神性竟能命名吗?“所谓‘命名’,乃是指独特性(一次性,只有诗人才可以在诗意中独特地、一次性地领悟到)亦即创造性地直接把握到真意或境界,思想家用逻辑的、推理的语言,总是只能体会到一些普遍的、抽象的东西,对真意或境界只能间接地去把握。”[11](P339)在天穹和深渊之间,是万物在其中获得现身在场和逗留之所的那个敞开领域,这个领域为自然(神圣)所创建、平整,它把一切现实事物嵌合入其本质形态中。在这嵌合的过程中,作为包含一切的世界之整体便入于其敞开状态。在此自然所提供的敞开领域之前提上,居于天穹的不灭者和居于深渊的能死者以及任何一个物便出现而相互照面,并被促成各种形态的关联。因此,所有现实事物乃是被促成者,作为间接者而存在,它的根据是其间接性或曰促成中介,也就是直接者——自然(神圣)。在相反的方向,间接者却无法循此道而到达直接者,“没有间接者,无论它是神抑或人,能够直接地到达间接者,”[11](P340)神圣作为不可预感者,把间接者出于其意图的任何直接趋迫都抛入徒劳。“神圣把一切经验置于其惯常之外,从而不再给予其立足之地。”[11](P342)作为能死者的人不能通达神圣之存在,作为不灭者的神也不能直接趋迫神圣。于是,问题就变成了“神圣是如何从那不可知入于其显现呢”?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海德格尔认为,相对于天穹与深渊的建构是诸神和民众的对立居住。它们各居住在现实的极端领域,它们之间需要有那种既互相撕扯而又入于对方之中居住的特性,这便是神人之间的“爱情”或曰“亲密性”。以使这世界不致成为神人阻隔、满目荒芜的存在。为了使这种特性成为可能,这“之间”的另一种存在——诗人的存在——便成为可能。诗人在海德格尔这里被给予很高的地位,“诗人决不低于思想家,有时倒似乎是高于思想家。实际上有些地方甚至思想显得不过是诗歌的一个分支。” [12](P524)当然,其地位与使命是相当的。诸神与民众双方都通过与诗人的交往而在自身中映照着对方的信息。诸神因为有了民众的信息而更加充实,而民众由于间接地获得了诸神的恩惠而不断趋向终极的品德。诗人入于诸神与民众(天穹与深渊)之间而同时又出于这个“之间”。为什么既入于又出于呢?因为他们是自由的,“成为自由,诗人就象燕子,” “自由即是最高的必然性,” [11](P322)诗人之成为诗人,乃是由于神圣的光芒击中了他,是由于存在者之整体的存在之光向他澄明,是由于他天生的敏感能够预感到诸神的暗示。他们掌握了最高的必然性而成为自由的诗人,我们前面论述真理的时候已经述及,在海德格尔的思想里,自由与真理是同一的。“真理的本质揭示自身为自由。自由乃是绽出的、解蔽着让存在者存在。” [13](P221)所以真理即“让存在入于无蔽”。因而诗人不是一般的此在,存在之光照耀着他们,因而他们能“作诗”,“作诗乃是对诸神的原始命名。”[11](P322)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在这里“诸神”并非摆在我们面前可以任意对付的客体,亦不能仅以我们自明的观念来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诸神”,“神”的观念的具体内涵在东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别,海德格尔后期天、地、神、人的四重世界,在中国文化里单单就缺少了“神”的位置,因而我们绝不可以以我们的神的观念来解释海德格尔著作中的“神”。“在海德格尔那里,诸神与宗教无关……它比较接近古希腊神话中对诸神的理解。”[14](P241)当然,仅仅是接近,而并非等于。诸神乃自然(神圣)统率下的诸神,不能认为它们是某些实体性的概念,只可以视为一种源始的生命的力。借助它人们可以渐次达于存在之境域。因而命名诸神就是人入于存在者之整体见证人与大地的归属关系,见证人之存在,为了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人被赋以词语,所以“然而唯当诸神为我们带来语言之际,诗意的词语才具有它的命名力量。”[11](P322)彭富春认为,在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中,现代人将语言视为人类规划世界的工具,在现代的言语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是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无限野心。因此,现代语言具有浓厚的工具性;而后现代的言语作品中则不再有古代的智慧、现代的工具,而仅仅是一种无意识情绪(情感、意志)的自然流露,因而具有浓厚的欲望性。很明显,海德格尔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它脱离了彭富春所说的“现代语言的‘工具性’、后现代语言的‘欲望性’”。[15]它就是语言本身。怎样来见证这种语言呢?诸神从来不会把这种语言明白地说出来,它只会暗示,“诗人道说是对这种暗示的截获,”[11](P322)诗人居于诸神与民众之间,所以它能截获诸神的暗示,这是他高于民众的地方,海德格尔盛赞诗人的这一职能,他认为,诗人截获这种暗示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原因,而是为了进一步将之暗示给民众,所以,这种接受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给予,是神之给予在另一个过程的自行显露,所以相对于民众来说,诗人就是神,这种暗示有着巨大的作用:“因为诗人在‘最初的名称’中也已经看到被完成者,并且把这一他所观看的东西勇敢地置入他的词语中,以便把尚未实现的东西(noch-nicht-Erfüllte)先行道说出来。”所以:“……大胆的灵魂,宛若鹰隼/穿越狂风暴雨,/向它的后来者,/预言诸神的消息。” [11](P322)诗人之暗示能把尚未实现的东西、能把尚未到来之物预言给人们,诗人的道说能超出现实与时代,所以,诗的本质是“创建持存”,是“存在之创建”,从而在道说中“一个民族记挂着他与存在者整体的归属关系,” [11](P323)而存在者整体对于人的不断开启构成了历史,人于是成为见证存在者整体之敞开的历史性此在,诗人“顶天立地”的特殊性地位使得他们所暗示的诸神之暗示成为了“民族之音”。在诸神暗示与民族之音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追求,前者渴望后者以便能使存在者整体开示出来,后者渴望前者以便能通达无所不在的神圣(自然)——虽然,这种通达最终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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