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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贫困时代的诗人何为
需说明的是,海德格尔设立这样一个“神圣谱系”,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理论欲望。如前所述,它是深深地植根于现实和时代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诸神逃遁和上帝未来的时代。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因为它处于一个双重的匮乏和不(Nicht)之中:在逃遁的诸神不再(Nichtnehr)和到来的上帝之尚未(Nochnicht)之中。”[11](P324)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神圣)便沉睡了,消失了,不在场了。“由于上帝之缺席,世界便失去了赖以建立的基础。深渊(Abgrund)一词原本意指地基和基础,是某物顺势下降而落入其中的最深基地。……我们将其思为基础的完全缺失。”[13](P273)即言,这是一个世界根基缺失的时代。但是自然(神圣)虽然沉睡但又是清醒的——因为它总在预感着——但它以一种悲哀的方式清醒着。由于这种预感,便有一种转变为这贫困时代敞开着,当世界从基础升起而发生转变之际这种转变就到来。因此,在这样世界黑夜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为此,就需要有入于深渊的人们。海德格尔认为,承担这一使命的只可能是诗人。虽然此时神圣的光芒悲哀地退隐于万物而进入对一(das Eine)的怀念。诗人道说之声音因而常常沉寂下来,常常在自身中变得虚弱不堪,它竟也不能自发地道说本真(Eigentliche)。这似乎是一个“万马齐谙究可哀”的萧瑟之境。但是,这是沉寂而不是“死寂”,光芒之退隐不是光芒之死去,它只是从显的位置退隐于隐的无限,由在场变为不在场,因而在其中,诗人们没有忘记“保持与更高的中间人的关系,乃是诗人们的尊严与义务,”[11](P351)他们必须去获得诸神之暗示,必须应合自然(神圣)的预感,因为“与令人惊叹的无所不在者、强大者、圣美者相应合的,乃是‘诗人’。”[11](P333)这种尊严和义务使他们虽然被局限于悲哀并囚禁于其中,但他们并不感到孤独——他们总在“预感”。何谓“预感”?海德格尔说:“作为终有一死者,诗人庄严地吟唱酒神,追踪远逝的诸神的踪迹。盘桓在诸神的踪迹那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13](P276)从中可以知道海德格尔的“预感”并非静静的等待。虽然诸神已远逝且诗人因而不能本真地道说,万物的存在之光对诗人封闭。但诗人却在诸神留下的些许踪迹中追寻、吟唱。这就是“预感”。其实,海德格尔本人又何尝不是一个这样的诗人呢?他认为从柏拉图以来的人们遗忘了存在,使存在的澄明之光自行锁闭。他致力于人类文明到古希腊去追寻其最源始根基的事业。这便是对诸神的“预感”。然而,诗人具有何种特质,竟能实行对诸神的“预感”呢?这是因为诸神仅仅“隐遁”,而不是死去。隐遁是由在场进入不在场,但并不是由存在进入非存在。人类天生就有一种从在场追寻不在场的本能愿望,而诗人尤为人类中之佼佼者。他们能从当下的世界入于不在场的巨大的“无”当中,追寻诸神的踪迹。因而“一时得不到呼应的却可以与一个民族的本真历史在至深处谐响,甚至作为历史的先声鸣响。那不合时宜的自会有合宜之时。”[9](P23)“预感”是作为“历史的先声鸣响”,因而先行思入遥远,这种遥远并非自身去远,而是在所预感者的到来之中。但由于到来者本身还居于其原初状态,滞留于其原初状态,所以对到来者预感同时乃是一种先行思考和一种逆溯思考。联系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背景,技术一步步取代了思想,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这是一个几乎没有神性的时代,而且一时看不出希望和出路何在。但“诗人”——民族的骄子、诸神的信仰者却依然在运思,“思的任务是尽可能揭示技术时代的本质以为神性重临作准备。”[9](P19)“预感”先行把自己投入诸神的再次到来。由于“预感”思入,诗人保持在与“自然”的归属关系中,由于诗人与自然(神圣)的这种应合,从而也就规定了诗人之本质:“‘诗人’压根儿就不是所有的诗人,也不是无规定的任意什么诗人。‘诗人’是未来者,其本质要根据他们与‘自然’之本质的相应来衡量。” [11](P338)由于诗人不断地预感(思入未来),退回自身隐蔽从而成为不可穿透的悲哀的光亮所造成的黑暗便改变了:“但现在正破晓!/我期候着,/看到了神圣之到达,神圣乃我的词语。”[11](P336)破晓乃从前有所预感的宁静的自然的到达。“破晓乃是到达中的自然本身。”[11](P336)黑暗被冲破,神圣的光芒作为澄亮而到来,沉睡的光苏醒了,这种澄亮并未进而导向作为苏醒之结果而出现的其它东西,而是引出对苏醒的自然之所是本质的揭示:“从天穹高处直抵悠悠深渊。”[11](P338)自然(神圣)本身是不可规定、不可定义的,它就是它本身。在苏醒中自然达乎本身,诗人重新感受神圣颤动之澎湃激情,光让万物浮现在其显现和闪亮中,所有现实事物于是为其本身所点燃而处于其本己的轮廓和尺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