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禁与救荒的分析研究(2)
2013-08-14 01:04
导读：如果说农民过多地出卖粮食是事出有因，是社会各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那么粮商对湖南境内粮食缺乏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显然不
如果说农民过多地出卖粮食是事出有因，是社会各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那么粮商对湖南境内粮食缺乏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显然不能约束商人的行为。他们唯利是图，即使在民食维艰的年份，若外地价高而本地价低，便想方设法收购粮食卖到外地。奸商大量贩运粮食至他省，严重影响到米源地湖南救荒的情况屡见不鲜。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湖南水灾，布政使周人冀在奏报湖南雨水粮价一折中称：“至米粮价值，去冬最高之处仅一两五、六钱，自正月以来，因邻省商贩搬运日多，渐次增长”。[55]乾隆三十年（1765），刚出任湖南巡抚的冯钤对“湖南素称产米之区，何致粮价腾贵”的情况深感疑惑，便沿途调查，结果是“询据各州县，佥称四、五月因外省商贩搬运过多”。[56]
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粮商从事谷米贸易是正当合理的，但从灾荒前后的具体情形来看，这种做法损害了灾民利益，妨害了救灾活动的开展。因为粮商仅仅是从市场供求角度来考虑谷米贸易，而灾荒造成的粮荒却不是仅用市场供求规律就能够解决的。何况粮商的这种行为更能加剧饥荒程度：一方面粮食大量外流，粮价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灾荒造成灾民的购买力下降。因此，政府在灾荒乏粮时禁止粮食外流，保证谷米以平价销售给灾民，这种非市场性手段，作为一种短期政策，作为灾时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必要的。因为，灾荒造成市场秩序出现大混乱，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已不复存在，在这种市场经济规律失灵的特殊情况下，在本地区采取一系列稳定市场的紧急措施，即使实行的主要是传统的行政干预手段，也是合情合理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依靠行政手段，才能逐渐稳定粮食市场，增加本地市场上的粮食流通量，缓解供求矛盾，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市场秩序。当然，市场的调节，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生命力，它促进了粮食市场的繁荣，也同样保障了各地的粮食供应。但是，在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力低下、自然生态环境和
社会保障体系异常脆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相当软弱的情况下，要把粮食这样一种事关国计民生大局的重要物资，完全交付给发育并不十分健全的市场去支配，势必会使市场失却对粮食流通的正常调节功能，同样造成粮食供应的危机。就此而论，政府实行米禁的做法无可厚非。这正体现了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一种赈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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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1928），湖南秋粮失收，荒象渐成，政府为防止次年出现饥荒，提前封关，在岳阳、醴陵等出口要道查禁谷米出口。至八月份，报灾电文纷至沓来，省政府厉行米禁，将原设米捐局改为米禁处，封闭全省谷米出口关隘。民国十八年（1929）仅从长沙关运出谷米156051石，相当于最高年份的6.7%，是湖南谷米低输出额的年份之一。[57]大量谷米保留在内部消费，从而渡过此年饥荒，湖南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和饥民暴动。民国二十年（1931），“因南华澧安一带”，国共交战，粮食损失甚巨，需要大宗谷米接济，“其它各县亦纷纷来省采办谷米，以致谷米价格暴涨”。八月，湖南又发生大水，“滨湖诸县，颗粒无收，除谷米一项出口，严加禁止外，凡杂粮所属之红薯、蚕豆、麦子、膏粱、玉蜀黍等，皆一并禁运”。粮食禁运之后，粮价开始低落，次年四月“蚕豆、麦子之类，逐渐登场，民食无缺”。[58]在实践中，米禁也被证实为一种缓解饥荒、切实可行的办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平粜在赈灾中的重要作用。经过灾荒的摧残，灾民的抗灾御灾能力大幅度下降，小有积蓄的农民即使能度过饥荒，也几近破产。民国二十年（1931），湖南大水，据一位随湖南省主席何键巡视灾区的人报道，有的灾民为苟延残喘，“将价值百元一头之牛以数元售去，又有将棉絮出售以换取食物者”。[59]又据湖南省民政厅呈内政部电文，湘东各县灾民因灾迫售田产房地，所在多有。[60]灾民被迫出卖生产资料，必定会影响来年的生产。国民政府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在《粤汉铁路株韶段经济
调查报告书》中就表示过这种担忧：“农民每遇灾歉之年，但顾目前救急，不惜将牛只贱卖于屠户，迨东作既兴，则又感牛只缺乏。湖南谷米素丰，但以历年灾变叠乘，牛只逐渐减少，影响农事甚巨”。[61]每当灾荒过后整个社会元气大伤。平价售米，无疑适应了灾民低下的购买力，有利于灾民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平粜还能收回部分钱款循环使用，也能适当减少无偿赈济时冒领、多领等滥赈现象。基于此，有人称赞“自古救荒之法莫善于平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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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平粜与米禁和禁遏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观点。民国时期郎擎霄认为举办平粜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禁闭籴：
“尝见曩者省县官司各专其民，擅造闭籴之令。一省饥则邻省为之闭籴，一县饥，则邻县为之闭籴。愚按春秋之时，诸侯窃地专封，固不以天下同胞为念，同盟之国，尚有恤患分灾之义，秦饥晋闭之籴，春秋诛之。况今全国一家，尔我同胞，乃各私其民，遇灾不相恤，坐视不救，岂吾人类忍为之耶？万一吾境亦饥，又将籴之谁乎？是欲济吾民而反病吾民也，谓宜重为之禁。今后灾伤去处，邻界省县勿则闭籴”。[63]
郎擎霄认为米禁的弊端在于“各私其民，遇灾不相恤，坐视不救”，旨在劝告人们不要闭籴，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对于禁闭籴是举办平粜的前提条件的理由，他只字未提，未能展开深入的分析。其实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平粜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粮食，平粜价与市场价形成剪刀差，受价值规律的调节，各地商贩就会争先恐后涌入购买平价粮食运往别处高价转卖，造成本地粮食大量外流，并不利于赈灾救灾。宋朝董煟批评平粜之弊在于“近上户人频买兴贩”，[64]即离粜市较近的有钱人多次购买平价米后高价贩卖。明朝万历年间周孔教也认为，实行平粜，储备粮食的富户必定会偷运粮食出境，“米产吾境，与上户必闭粜矣，上户非真闭籴也，远商一至，牙侩为之指引，则阴籴与之”，放任谷米外流，平粜则达不到赈灾的预期效果，“以故远商可籴，而士民缺食，欲利小民，反害之也”。[65]因此，有人认为米禁是平粜的前提条件。清朝杨景仁说：“平粜之先声，大抵商之不通也”，[66]实施米禁为举办平粜保驾护航。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亦将二者合称为“平价阻禁”。[67]这种认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运用中都是切实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