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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禁与救荒的分析研究

2013-08-14 01:04

米禁与救荒的分析研究

（一）米禁的合理性
清朝、民国时期，湖南的历史与灾荒相伴而行。据统计，清朝前期的196年中，洞庭湖区水灾达75次，水灾周期为2.4年；清朝中后期的近70年里，滨湖地区水灾高逾37次，周期缩短为1.7年。[44]民国前期短短16年，湘潭、南县、安化受灾10个年份；岳阳、澧县、常德、沅江受灾11个年份；安乡、华容、汉寿、益阳高逾12个年份；湘阴、长沙更是高达13个年份。民国后期21年中，民国二十年（1931）、二十四年（1935）发生两次全省性特大水灾，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十八年（1949）又连续两年水灾。水灾频仍，加以其它各种灾害同时并发，杂然纷呈，湖南成为这一时期灾荒爆发最为频繁的省份之一。
湖南尽管灾荒频仍，却是当时有口皆碑的产米之乡，粮食产量居全国领先地位，湘米价格也素来低廉。雍正五年（1727）湖南巡抚奏称：“湖南素称产米之乡，米价贱于他省”。[45]宣统元年（1909）夏，湖南发生特大水灾，次年米价涨至每石制钱八千文，创历史最高记录。广东米价约七元，但由于“广东物价皆以银洋起算，……以近日铜元价落之故，广东之七元弱，实值制钱八千以上，与湘米之价又恰恰相等，故湘米担值八千文，实为全世界普遍之米价”。[46]湖南遭特大水灾，米价才达到全国水平。湘米物美价廉，湖南位居长江中游，省内河网密布，水陆交通便利，强烈地吸引着粮商奔走其间，贩运粮食前往江浙、广东、湖北等粮乏价贵之地。乾隆四十一年（1776），湖南布政使永庆奏言：“市集米谷充裕，粮价平减，湖北、江浙等省贩运流通，往来络绎”。[47]四十九（1784）年，湖广总督特成额亦报告：“湖南米谷贩运汉口、下江各处粜卖，帆樯络绎”。[48]晚清和民国时期，除了湖南本地粮商外，江浙帮、粤帮、潮帮、河南帮粮商都相率加强了在湖南经营粮食的活动，因此湖南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出口。兹据张人价统计光绪三十年（1904）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湖南长沙关和岳州关湘米出口数量列表如下：

历年湖南海关（长沙、岳州）出口谷米数量表（1904-1934）       单位：石

年份 长沙关 岳州关 合计 年份 长沙关 岳州关 合计
1904 121561 257673 379234 1920 2279413 63491 2342904
1905 301075 31473 332548 1921 685744 46770 732514
1906 37534 288 37822 1922 615643 75591 691234
1907 353208 47994 401202 1923 1065851  
1908 911124 788672 1699796 1924 2311387 3210 2314597
1909 668632 307215 975847 1925 600254  
1910 35952 4907 40859 1926 28964  
1911 1079392 304357 1383749 1927 705021 150 705171
1912 1023556 557568 1581124 1928 1672769 11483 1684252
1913 314712 849968 1164680 1929 156051  
1914 600220 64197 664417 1930 158165 1917 160082
1915 107391 32792 140183 1931 48129  
1916 186481 73608 260089 1932 176217 1261 177478
1917 191921 31925 223846 1933 613895 4206 618101
1918    1934 1090304 4193 1094497
1919 111880      
资料来源：张人价，《湖南之谷米》长沙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7页

就张人价的统计资料而言，一是除少数年份缺乏统计数据外，湖南每年谷米出口的数量是相当巨大的，表中统计的仅是从长沙、岳州海关缴税出口的，还不包括从其它关口外运及偷运出境的粮食。如宣统元年（1909）仅从长沙、岳州两关外运的谷米达975847石，而有人估计从其它关口外运及偷运出境的谷米亦不下此数。[49]二是湖南谷米出口数量并没有与灾荒的烈度成反向变化，光绪三十二年（1906）、宣统元年（1909）、民国二十年（1931）和民国二十四年（1935），湖南均发生了特大自然灾害，但谷米输出量比平年却没有锐减。湖南经常出现粮荒，不断发生抢米风潮和饥民骚动事件，因此湖南粮食大量外运与粮荒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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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造成湖南不顾本境民食匮乏、大量销米的局面的原因，清朝一位湖广总督在一份奏折中分析道：“楚省一岁三登，收成丰稔，谷多之家，多欲以日食所余，出易银两”。[50]湘抚范时绶也注意到，“无论年岁丰歉，每于秋后，将米谷卖于外贩，以致本处缺少盖藏”。[51]时人还有一组韵语：“维我楚南，号称米乡，吴越告籴，风帆相望；协济邻省，本省或荒，矧彼愚民，厥虑不长，凯幸屡丰，鲜裕盖藏”。[52]湖南农民竭泽而渔式的出卖粮食，造成谷米大量外流，“以致本处缺少盖藏”，对防灾救灾有百害而无一益。统治者指责农民愚昧，批评他们不预先作防灾储备。然而，由于湖南经济作物、手工业等商业性经济发展缓慢，粮食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缴纳沉重的赋税、购置盐、布、铁农具等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解决燃眉之急，他们不得不出卖一部分口粮，甚至种子，即使以后还要花高价买回。民国时期的学者吴传钧在调查湖南民食问题时，发现湖南农民“每以高价之米销于市场，而以价低之杂粮如甘薯、玉米等为主要粮食”，[53]农民大量出卖谷米也是情非得已。这恰恰表明当时统治者对农民的压迫、剥削而造成了社会贫困，农民无力自救，给赈灾救灾带来了巨大困难。孙中山先生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结果。坚持这些说法，绝不为过。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54]孙中山深刻地揭示农民粮食缺乏和社会政治的关系，他的分析是完全合乎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