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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思想的变化(3)

2013-08-16 01:05
可见，由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引起了思想家们对商业和商人地位的重新思考，不仅传统的贱商观念开始发生改变，而且人们还将商业视为和农业一样的国家财富之源，因此为了发展经济，必须重视商人地位的提高，给予他们应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激发他们经商的积极性，这样才能不断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二）对政府行为的思考
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应有怎样的行为？是不是还维持旧有的“重农抑商”政策？思想家们同样也对此进行了思考。他们认为，“天下安危系于财用虚实”[111]，既然财用的虚实如此重要，政府就应该实行发展生产、增强国家财力的政策，具体到宋代特有的社会状况，他们要求政府实行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以实现国家财政的好转，改变捉襟见肘的窘迫景况，其表现主要有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反对禁榷制度以及限制大商人、鼓励中小商人等三个方面。
第一，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宋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经商之人多至无数，具体数字已无从查考，但据当时文献统计，北宋后期市易法废除后，仅开封府一地欠政府市易本钱的大小商户就达二万七千余户[11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经商人数之多；而从经商之人的社会阶层来看，从政府官员，到封建士人，甚至普通百姓，均参与到此一行列中，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并不是专职商人，但也希望政府能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在传统贱商观念的影响下，他们的合法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即使是富商大贾“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仇疾，而每每有身挂宪网之忧。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废置不用之处”[113]，商人的正当经营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财产又经常受到侵犯，甚至有身陷刑狱之忧，这就严重影响了他们经商的积极性，也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当时思想家们认为，作为政府来说，最迫切的就是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使他们的财产不再受到侵犯。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则会使大批商人破产，社会经济萎缩，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和安定，当然也不可能“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114]。其实，宋初统治者就已经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当时国家财政紧张，政府深感经济上的窘迫阻碍了政权的稳定，于是在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时，惟独对商人十分宽厚，“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115]，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商人的活动，刺激商业的发展，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宋初实行的这一政策是成功的，此后一直到宋末，保护商人的政策始终未变，从而使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宋代思想家们也反对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税收政策直接关系到商业的发展和繁荣，繁重的商税是导致商业萧条、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如果“至税果菜之类，碎细刻剥”[116]，同样会阻碍商业的发展。所以，要推动商业的正常运行，政府就必须改变苛商重税政策，在不打击商人积极性的前提下征收一定数量的赋税，这样才能既增加政府收入，又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宋代思想家们虽然是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但却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对商人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从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到不能对商人征收重赋，都反映了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支持和重视，这也是他们和以前的思想家完全不同之处。
第二，反对禁榷制度
宋朝最重要的商业法规之一就是禁榷制度的实行，其渊源可以追溯至秦汉之时，统治者一向主张将山海之利的开阖敛散之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对茶、盐、酒、坑冶的禁榷专卖政策应运而生。宋政府沿用了这一政策，希图以此增加国家的收入，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宋代思想家力陈禁榷之危害，“天下茶盐，出于山海，是天地之利，以养万民也。近古以来，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绝山旅之路，官自行贩，困于运置。其民庶私贩者，徙、流；兵稍盗取者，绞、配，岁有千万人罹此刑祸”[117]，茶盐本为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茶盐之税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官府经营茶盐，与民争利，实为下下策，不仅获利不比通商多，而且由于“利之所诱，虽曰刑人，号痛之声动乎天地，弗能禁也”[118]，极易导致人民的反抗，威胁政府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同时政府又几次变异茶盐之法，或禁或弛，致使社会秩序更加不稳。进步的思想家们从当时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由官府垄断茶盐贸易弊端颇多，所以“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卖买，听其自为”[119]，“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120]，只有驰禁通商，才是不与民争利，不绝商旅之路，不陷人于刑祸的上策。显然，他们都认识到，宋代工商业较前代已有长足发展，国家收入中商税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再加禁榷物品基本上均是利润较大的商品，所以，不如完全放手，一切通商，这样既可便于商品流通，又可增加国家税收，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国富民强的目的。
茶盐通商与否，不仅仅只是政府具体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同时也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统治者是否能够适应的问题。宋以前虽也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但都比不上宋代商业发展之深、之广，尤其是在思想领域引起广泛的变革。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统治者无所适从，表现在茶盐之法上，就是禁榷与通商的激烈斗争。很明显，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禁榷制度已成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严重桎梏，既害国又害民。许多有识之士为此提出各种驰禁的改革方案，概言之，基本上均是主张由商人自由经营，然后国家以税收的方式分利，这样既保护了商人的利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又可使国家不出运置之费而坐收其利，可见驰禁通商是宋王朝顺应社会经济现实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当积极实行之。同时这些有识之士还身体力行，在他们任官职期间，实行了相应的通商措施。如范仲淹在为陕西宣抚使时，“罢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121]，王安石实行新法，在采矿方面改变了以往强制劳动的服徭役法，采取招募“冶户”开采，以实物缴纳百分之二十的矿税，其余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122]的新措施。由于他们能站在发展社会经济的高度探讨禁榷问题，充分认识到“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123]的道理，所以才能提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弛禁通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