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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兴”的诗性品格

2013-08-14 01:10

论述“兴”的诗性品格

     “兴”在中国诗学领域中占有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这已是毫无疑义的事实了。从《诗经》开始的两千多年的诗歌史来看，无论是着眼于传统诗歌的创作手法，还是从传统诗学批评方式来看，“兴”都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华裔学者周英雄也看准了“兴”的这一地位，他在《赋比兴的语言结构》中指出：“兴的应用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诗词的核心问题，……研究中国诗词若能以兴为枢纽，进而循此历史的一轴，追踪此一修辞与文学观之演化，则或能将中国诗词的精义，作更精确的界定。”[75][P122] 大陆学者萧华荣在《诗“兴”论•导言》中也称，“兴”是“中国诗学思想的核心”.[76][P33]
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兴”作为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不是一个含义单一、可以绝对界定的范畴，而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复杂的系统。随着诗学的历史演进，“兴”与“寄托”、“意象”、“神会” “滋味”整合成“感兴”、“兴寄”、“兴托”、“兴象”、“兴趣”、 “兴味”等，纵向贯穿于中国诗学思想史的各个演化阶段，横向贯穿于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兴”就象几何学里的一个角，随着时间一维的延长，意义空间的跨度也就因之愈加阔大，内质也就被开掘得愈深。从诗歌创作的发生学命题(“兴起”)到“标举兴会”、“兴会神到”的灵感论，再到“兴致高远”、“兴象玲珑”、“唯在兴趣”的本体美学规范，组成了一个完整多元的“兴”的结构系统。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我们对数千年来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对诗歌发生的认识作一粗略梳理，就可以发现，诗歌乃至整个艺术并非发生于单一的原因，而是发生于多因集合的系统。如果要在中国诗学中寻找一个能够表征这个多因综合发生的命题，最合适的莫过于“兴”。“兴”是中国最早的文化的原型模式。“兴”作为众人合力的社会活动表征着诗歌诞生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前提；“兴”作为一种图腾、巫术宗教祭祀活动表征着巫术——艺术的某些派生乃至共生关系；“兴”作为“触物起情”的反映摹仿与作为“有感之辞”的情志抒发的会合，表征着审美主客体的历史性遇合；最早的通于“易象”的兴象成为最早的艺术符号，而“兴象”加上兴体结构，“兴寄”的主题，便成为最早的诗歌“原型”。
“兴”是中国诗歌的原始模式。作为诗歌源泉的“兴”不仅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形态和思维方式，而且奠定了中国诗歌的精神内涵。我们可以说，当我们的祖先把“兴”这个字在心目中模糊地勾勒出来的时候，当他们共举着一个酒杯旋转运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时候，他们凝结了本能、社会活动，借助了巫术、劳动、游戏，使用了最初的符号创构了最初的原型，以“感物模形”与“言志抒情”两条路线会合，创作了中国最早的诗歌。郑樵说：“诗之本在声，声之本在兴。”[77][P55]“本”就是根。“兴”无疑是中国诗歌之根。本章试图从“兴”的主体品格、思维品格、审美品格三个方面来深入探讨兴在中国诗学上的深层蕴涵。

3．1  “兴”的主体品格

诠释学认为：追溯重叠而成的意义之网，即追溯历史系列中的生命表达式。[78][P4]依此本文拟以“兴”为线索，探究中国文艺思想与中国人文精神之间共有的一种生命表达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人们解开生命之谜和人生之谜的钥匙，也是探索心灵奥秘，追寻人生意义的方式。文学的艺术世界是由人的生活美、生命美所构成的一个美的世界，是体验生命乐趣的一条通道，同时也是人的一种自我观照。文学与人生、与人的生命活动密不可分。文学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展现在读者面前，表达着对人生、对生命的独到理解和独特情感，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并对人的命运和灵魂进行深切关注。人们不仅借文学来认识自己，表达自己，而且还借文学来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性情和智慧，发现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文学通过语言不仅为无意义的客观世界寻找意义，而且赋予无意义的客观世界以意义和生命，建构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世界，使其打上深刻的人化的烙印。在这一点上，作家就像一个造物主，作家说要有意义，于是客观的世界就有了意义，无生命的事物仿佛也有了生命。
文学艺术是情感的产物，这己经成为人人皆知的真理。在人们看来，诗之魅力在于它能言志抒情以感动人心。从《尚书》“诗言志”这一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开始，人们不断地言说这一特征。此后《礼记•乐记》与《毛诗序》对音乐与诗歌中情感因素的认识，都继承着这一传统，强调情感的伦理道德属性。《毛诗序》一方面继承和宏扬了既有的传统，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有了重要的发展，这就是对“情”的突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79][P63]明确地指出了诗歌是通过“吟咏情性”来“言志”的。它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同时又指出诗是“吟咏情性”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把“情”“志”统一了起来了，是诗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毛诗序》中将“情”与“志”并提，尤其是“情”的作用的提出，逐渐成为后人研究诗歌内涵与创作动机的重要依据，后来的多数诗论者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引申发挥的。如《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80][P141]《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81][P170]《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物感吟志，莫非自然。”[82][P48]朱熹云:“凡诗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83][P460]而严羽干脆挑明了，他说:“诗者，吟咏情性也。”[84][P508-509]黄宗羲也认为诗以道性情，并将情分为“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85][P824]。凡此种种议论，都意在表明：言志抒情当是传统诗歌最基本的审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