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兴”的诗性品格(3)
2013-08-14 01:10
导读：唐宋以来许多文人也是从兴的缘情感物与艺术表现手法的角度来谈诗歌创作。如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
唐宋以来许多文人也是从“兴”的缘情感物与艺术表现手法的角度来谈诗歌创作。如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外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93][P350]欧阳修继承了钟嵘的诗学观念。他从创作源泉出发，提出大凡士大夫由于不得志，内心苦闷必然要寻找宣泄，于是外见各种各样的景物，不免借此“兴”浇愁。所谓“兴”正是这种内外相合的引爆点。宋代李仲蒙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的“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自成一家之言，颇为后人所看重。明代谢榛《四溟诗话》中指出：“凡作诗，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94][P252] 谢榛认为“兴”是悲欢在诗歌创作中的自然表现。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成功之所在，无非是善于用“兴”造语从而“使情成体”。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兴”在涉及艺术创作本体论时，总是强调“兴”使作者潜藏的艺术生命得到激活；“兴”使作者内心的痛苦找到了宣泄点；“兴”使作者的创作得到实现。如果说，两汉经学家对“兴”的理解限于“美刺”，不入“美刺”的“兴”受到否定，使诗人的生命意识无法通过“兴”的激活而得到表现，那么摆脱了“美刺”政教大义的诗人之“兴”则更能展现人的艺术生命。同时，通过个体因“兴”而创作出来的“美刺”之作，较之从抽象的义理出发的说教不仅更能感动人，而且更有一番滋味。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95][P121]李贽强调只有经过自己切身感受的情感与义理，一旦兴于嗟叹，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生命与情感是艺术的源泉，也是艺术的生机所在，然而生命与情感要转化为艺术，除了内容的要素外，“使情成体”的表现是必不可少的。而“兴”的出现与运用，使得远古先民们的生命活力找到了升华的渠道，这就是使情感与物象融为一体，将内心郁积的情感与耳濡目染的物象结合起来，欲先言情而必先咏物，将客观景物主客情感化，从而凝缩了丰富深挚的人生意蕴，使生命得到升华，最终使先民的诗歌创作脱离单一重复的情绪宣泄与宗教意念，从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诗人忧患意识纷至沓来，笼罩在心灵的上空，横集在生命之流的中途，形成“郁结”，而郁结过量，就会阻碍人进入自己的存在，使生命整体离散成若干碎片。为了重新打“通”生命之“道”，借助诗的语言去冲破“郁结”的壁垒就成了必然、必须了，创作便因而开始，作品便因而诞生。正如《诗大序》所言，只有“诗”，只有这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最高级的表现性语言，才是在途中迎送“兴”并使之安顿的合适的旅店。逻辑的、理性的语言只是“兴”的碍手碍脚的遮雨棚，惟有诗才是它的可以舒展的处所。通过激情的嚎叫、热烈的节奏、飞动的旋舞，人们内心对于打通世界的无限欢欣，对于个体生命的沉醉，才终于找到了栖息之所。因此王一川等在《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中说：“诗是‘兴’的最合适的表现形式。诗的源泉是‘兴’，诗的目的是‘兴’。‘兴’，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活水。”[96][P128]“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诗都继承了兴的活体。”[97][P129]此语不无道理。
总之，“兴”的产生是我国诗歌艺术的一大进步。“兴”产生之前的诗歌只有被直言的情或事，情与物基本处于分离状态。“兴”的产生把情与物联系在了一起。体现了诗歌艺术借物言情志的本质，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直言其情或事的手法对于诗歌，只能是情或事的直接表白或说明，它虽然也会准确、也能概括却不利于感情的充分舒展，与诗歌艺术的本质相游离。诗歌是语言艺术，与其它艺术的区别就在于通过语言意象以情感人。由于语言的非物质性，不可能象雕塑、绘画那样直接以形象诉诸人们的感官，而只能以意象的暗示、刺激人们的想象，由想象最终完成人们对诗歌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兴”，借助他物，不仅可以增强形象的暗示，而且由于“他物”含义的非严密性，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诗歌由此也更具有了耐人咀嚼的“滋味”。“他物”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深奥的作用，在于它那深厚的生活根基。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喜怒哀乐等感情都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人们猎获丰硕会喜，猎物缺乏会忧；黑暗给人以恐惧，光明给人以欢愉；花前、月下给人以美好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客观事物实际上具有人感情的媒介或载体的作用。诗中的“他物”因此可唤起人们的经验，引起广泛的共鸣。另一方面，对人类感情的表达，“他物”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人类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时细腻、朦胧、微妙、含蓄，“可意会不可言传”，直言是难于描摹的，而“兴”的手法才使它的表达成为可能。“兴”的委婉含蓄，与诗歌艺术高品位的审美要求“不谋而合”是其他艺术手段所无法比拟的。
3．2 “兴”的思维品格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荣格曾说：“人类的心灵是一切科学与艺术之母。”[98][P145]“兴”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法自然首先应是一种心理产物。因此，分析兴，如果从心理、思维方式上入手，将更有助于将问题深入下去。
“比兴”作为传统诗论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缠夹最多的问题。比兴诠释之所以如此缠夹不清，除了中国古典诗学缺乏严格的概念界定，儒家诗教又往往将诗歌表现方法与诗歌教化作用、将伦理价值与诗学价值搅和在一起等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比兴本身蕴涵着丰富的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具有多元的意义层级：首先是《诗经》的具体修辞策略，脱离《诗经》的具体诠释语境又可以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表现方法，还可以由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表现方法升华为带有根本性的诗学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