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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思想的变化(5)

2013-08-16 01:05
最能反映宋代教育事业发达的是书院教育。当时的书院教育十分兴盛，无论南北各路，均开办有不少书院，这些书院绝大部分是私人出资兴建的。“应天府民曹诚，以赀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135]，范阳人窦禹钧在自己家的南面建立一所书院，共有四十多间房间，藏书数千卷，聘请儒士讲授，并为贫寒之士提供费用，以至于“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136]。书院是地方教育的场所，培养了大批士人和名公大臣，弘扬了儒家文化，为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它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往往在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书院就越多。如两浙路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中心，这里的书院数量也最多。《续文献通考》卷50《学校考》中列举了22所著名书院，其中有9所在两浙路，占了近一半，这不能不说是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
显然，在宋代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作用不可低估，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而教育的相对开放和普及，又为儒学的复兴培养了大批有用之人，其中书院的发展，则为新儒学各大流派自由讲学提供了场所，从而大大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其次，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旧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任何人只要努力读圣贤书，通过科举考试均可为官，这就更加刺激了儒学的复兴。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下，统治者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就必须扩大统治基础，改变旧的门阀制度，再加富商大贾也要求政治上的平等，于是宋代的科举考试开始取消门第限制，凡读书人，不问出身贵贱均可应试，这就使得读书求仕之人越来越多，“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137]，此即新儒学产生的社会土壤。同时，考试的内容也有了变化，由从前的重诗赋改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并有提高经义、策论的地位之趋势，“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138]，而经义、策论则是属于儒学的内容。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等级制度的崩溃，使科举考试呈开放之势，网罗天下英才，高官显位又吸引了大批人士读书、应试，考试内容也趋向于儒学经义、策论，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新儒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再次，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书籍数量猛增。宋代商品交换十分频繁，其中当然也包括书籍的买卖，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书市在市场中随处可见，出售的书籍中经、史、子、集俱全，再加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使书籍数量成倍增加，从而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书籍的现象，一般平民百姓也很容易买到书籍，景德年间国子监祭酒邢昺就说过，书的版本“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139]，苏轼也说，“余尤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140]，可见，在宋代书籍得到了很广泛的流传，从而为文化的普及和儒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述三点是新儒学复兴和发展的外部原因，正是有了这样的经济环境，也就是有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才促进了儒学向更适合现实社会的方向转化。
第二，儒学开放体系的形成
宋代商业的繁荣，使许多新的社会生活现象不断出现，这些现象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很大影响，人们改变了从前狭隘、闭塞的观念，认同了生活中很多新的因素，形成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而商业经济本身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相比，又属开放型的经济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人们之间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对于政府来说，旧的统治思想已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他们也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稳定统治。于是宋代思想家顺应这一现实，改变了旧的思想意识，以开放、创新的思考方式创建了新的哲学体系，此即新儒学。可以说，新儒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体现了罕见的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它以《论语》、《孟子》、《易传》、《中庸》、《大学》为主干，通过对原始儒家的“元典”作创造性的诠释，同时吸收释、道哲学的精华，建构了新儒学的哲学体系。这些都表明新儒学具有兼容并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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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为例来说明宋代新儒学的这种开放、创新的特点。王安石在建立新学的过程中，不拘泥于一家之说，而是通过吸纳释、道、法以及诸子百家之说来弘扬儒家义理，“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141]，这样开阔的胸襟是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142]，王安石指出，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儒家经典的缺失，再固守儒学而排斥其他学说，是不可能理解圣人之道的，所以应该兼取诸家学术之长，陶铸儒学之义理，在这里，王安石及其新学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兼容开放的气势，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儒学之于宋代社会之不适。所以，王安石才会认为“善学者读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143]，由于时代的变迁，衡量诸家之学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合“理”即可取之，不存在门派之偏见。荆公新学就是本着这种“惟理之求”的精神，以兼容开放的态度从诸家学说中汲取有益成分，才能建构精密的儒学体系。宋代新儒学的其他各派，也不同程度地采取这一态度，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在利用、改造释道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学术思想体系。
第三，义利观的变化
义利观的变化是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一种超越。如前所述，商业的繁荣必然刺激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这样就使传统的义利观发生了改变。传统观点认为，物质财富（即“利”）与仁义道德（即“义”）是对立的，追求物质财富与仁义道德相背而行，非君子之所为。宋代思想家们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144]，追求财富与入仕求名本质上并无区别，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义、利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求得功名是人生一大幸事，同样，以获取财富为目的的商人经商成功也是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应同等对待。此外，这两者之间还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145]，没有离开物质财富的所谓“仁义道德”，所以应该“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146]。从前君子耻于言利，而李觏却认为：“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147]利为人之所需，求利理所应当，与义并无矛盾，为什么不能言利呢？可见宋代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利”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改变了从前的要义不要利的假道学思想，并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义利共生，之所以出现这种新的思想，显然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商品交换的频繁使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财富的欲望和追求更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已不可能离开“利”来谈论“义”了。更有甚者，王安石还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148]理财居然合乎“义”的要求，成为国家政事的重要内容，为政者只有理财确当，才能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国家实力，改变宋朝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现象。那么如何理财？王安石提出“以义理天下之财”[149]，即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社会财富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实现民富国强的目的。在这里，更加强调了利的重要性，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