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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思想的变化(4)

2013-08-16 01:05
第三，限制大商人，鼓励中小商人
宋代社会中，即使同是商人，也有资财厚薄、地位高低之别，当时思想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将他们区分为大商贾与中小商人。拥有雄厚资力和特权，居于垄断地位的是大商贾，他们一般与官府勾结，“操市井之权，断民物之命”[124]，而中小商人虽然富有，但无特权和垄断地位，受大商贾兼并势力的威胁，其地位显得更不稳定。这两个阶层虽然均以发展商业为要旨，但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矛盾，磨擦颇多，总的看来，主要是由于大商贾垄断市场和物价，损害中小商人的利益，导致了他们的破产。当时士大夫对此深有同感，“臣窃以  仰巨商有十二之损，为害甚广”[125]。宋代的大商贾通过经营商业和手工业，再加放高利贷，非法牟取暴利，富比王侯，并且他们往往还与官府相勾结，凭借权势，广宅第，营邸店，夺民利，对中小商人百般欺压，对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而中小商人与大商贾却完全不同，他们“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126]，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致富，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正常的经商活动，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他们的行为才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所以，宋代的思想家们认为，政府必须对大商贾加以限制，打击他们的垄断势力，夺取他们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控制权，而对中小商人则实行支持、保护的政策，帮助他们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正常发展，否则“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黜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徭役，不专取以安之也”[127]。
不仅如此，他们还使这一保护中小商人的商业思想在实际中得到了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在新法中所推行的工商贸易政策，其核心即为扶持中小商人，使他们在同行业的经营中有均等的机会。如市易法就是针对大商贾的垄断而实行的一项改革措施。宋代的大商人，同官府相勾结，取得了大城市贸易的垄断地位。当时，各种商业都组成了“行”，官府强制纠人入行，而各行的交易均由大商人把持，运进大城市的各种商品，必须通过各行才能销售。把持各行的大商人极力压价收购这些商品，然后以高价转售给同行的中小商人。王安石实行的市易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市易务收购滞销商品，并贷款给中小商人，让他们向市易务赊购商品，使原来垄断城市贸易的大商人不能乘人之危，这种官营商业和中小商人结合的方式，维护了中小商人的利益，打击了大商贾对城市贸易的垄断，“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燕设，乞为定价。比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今立市易法，即此十余户与下户买卖均一”[128]，王安石以茶行为例说明了市易法在保护中小商人方面的作用。显然，这一政策旨在通过限制大商人的垄断、活跃中小商人的经营活动来发展商品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两宋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商业方面的思想和主张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宋朝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呈积贫积弱之势，但经济上却远较前代发达，尤其是商品经济更是空前繁荣，这种社会经济状况自然引起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重商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在这些思想中，无论是商业和商人地位的提高还是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以至于对政府政策的建议，都表明思想家们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矛盾已有相当的认识，尤其是注意到商业发展与政府财政、甚至国家安危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来分析社会问题。他们的思想已突破了传统思想意识的束缚，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对后世的启示作用。
（三）商品经济对儒学的影响
宋代儒学上承先秦、汉唐，下启明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阐释了儒学经典，不仅丰富了传统儒学的理论，而且使其能适应具体历史环境的发展，在中国儒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按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任何思想意识的出现都是建构在相应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新儒学的产生即是如此。如上所述，两宋时期商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就是儒学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新儒学的诞生和发展
宋代新儒学的诞生和发展有诸多原因，本节仅就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作一简要论述。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宋代文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这种影响不仅及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而且也使当时社会具有一种开放的特质，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十分频繁，而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是中坚，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宋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上承汉唐儒学经史、诗文的传统而加以融合，并恢复、弘扬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风气与魄力，吸收、消化其他学派的思想，促使儒学哲学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新儒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宋王朝的统一是新儒学得以崛起的契机，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以及对知识分子宽容、尊重的态度，再加佑文措施的实行，是儒学兴起的政治环境，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则是儒学复兴的经济环境，它大概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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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以家族为单位出现的义学就是宋代教育向纵深发展的突出表现，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教育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作为家族来说，置义庄仅能使族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还有可能滋事扰乱社会，“不若以其田置义学，能为儒者择师训之，既为之食，且有以周其困乏，亦不至生事扰人，紊烦官司也”[129]，于是义学大兴，很多有经济能力的家族均“延师家塾，教子若孙”[130]，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与其假以衣食，不如使其读书受教育，成为将来国家的有用之才。当然，人们更多地是从稳定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客观上却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体现出了商品经济发展以后人们意识的变化和更新。南方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就很能说明问题。南方的教育，在北宋前期和中期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如苏州附郭县长洲在宋太宗时期“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131]，即使到了仁宗时仍无多大改观，海盐县“士其业儒者，才数人而已……盖多发饥谨，民力凋困，拊循拯救，日犹不足，奚暇治庠序哉？”[132]，经济落后，人们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何谈文化教育！但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南方地区尤其是江浙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基础日渐雄厚，教育则迅起直追，进步很快。如崇宁五年在京师举行会试，各地均有学生参加，“独常州中选者多”，以至知州、教授获得迁一官的奖励[133]，如果没有教育的发展，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是不可能的。到南宋，南方地区经济越发繁荣，为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如明州州学“旧额生徒一百八十人，其后比屋诗礼，冠盖如云。春秋鼓箧者率三数千，童  执经者亦以百计，著录浸倍”[134]，学生数量由一百八十人猛增至三千多人，另外还有小学生上百人，可见其教育的发达程度。南宋其他地区的教育也是如此。究其原因，除了朝廷迁移的因素以外，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府才有资金重建学校，私人也才有钱财捐资助学，从而使南方的教育由落后到进步，渐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