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重庆模式论(2)

　　2008年7月，在重庆市委全委会上，重庆市政府正式提出了把重庆建设成为“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构想，成为重庆的重要战略决策。“五个重庆”蕴涵着浓郁的人本思想，每个“重庆”都既是经济工程，也是民生工程[8-9]。“森林重庆”侧重环境，“畅通重庆”偏重效率，“宜居重庆”重舒适，“平安重庆”注重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健康重庆”更是关注人本身。

　　“五个重庆”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改善民生的体系。“五个重庆”建设的实质是深入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现重庆作为内陆开放高地全面和谐发展的体现。

　　(三)“唱红打黑”，净化社会环境

　　2008年，重庆启动了大规模的“唱读讲传”活动，全市干部群众参与面高达93.4%，满意度达94.74%。这一活动不仅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且激励了群众的“精气神”，改善并提升了重庆的文化软实力[10]。自2009年6月始，重庆公安、武·62·警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千余名黑社会分子，到同年8月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捕，重庆市掀起了被海内外津津乐道的“重庆打黑”活动。也正是这一事件使得重庆市的形象得到了极大提升，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重庆本身的“软实力”。可以说，“唱红打黑”净化了社会环境，维护了社会基本经济、政治秩序，受到了老百姓和外来投资者的普遍欢迎。

　　(四)“三进三同结穷亲”，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2010年3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炮轰”机关干部的“机关病”，要求全市机关干部重点抓好“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三项活动”。“三进三同”指的是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谓“穷亲”，一般是指不富裕的农村村民，他们在战争年代是革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平年代则是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贫穷主要是历史原因即知识贫乏和文化程度不高与地理原因即交通不便造成的，因此，想要让他们摆脱贫困，首先要给他们提供条件，除了提供资金支持，还要提供致富信息和技术，帮助他们寻找致富门路，这是“三进三同结穷亲”的主要内容。当今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不等于把群众基础、党的建设都放在一边，而是要更加重视基层党的建设。党员干部不深入调查研究，不下功夫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百姓就会怨声载道，党就会失去民心。而“三进三同结穷亲”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同时“结穷亲”活动具有“领导干部受教育，贫困家庭得实惠，干群关系变融洽”等多重作用。因此，领导干部要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基层群众的实际生产和生活情况，多为贫困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这是各级领导干部当前的重要工作任务。

　　香港《亚洲周刊》称重庆开展干部大下访、大排查、大接访，动员干部下访与民众同吃同住，并要求领导干部找贫困户“结穷亲”、解决实际困难，是在“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在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路途中，重庆正在探寻一条中国模式的新路径。”[2]　　(五)民生为重，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把改善民生作为执政新理念，倾力打造“民生政府”。薄熙来上任之初就提出“改善民生是执政之要”。2010年，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专题研究民生工作，规划的“十件民生大事”总投入高达3　000多亿元。其次，抓好国资增值，构筑民生政府新的财力基础。最后，以民生为导向推进综合体制改革。重庆改革的基本设想就是从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缩小城乡民生差距入手，围绕就业、住房、上学、就医、养老及精神文化等领域，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建立机制，促进公共服务政府建设和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完善。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推进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化、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的“五个方面统筹”，并进行了相应的综合配套改革。

　　三、重庆模式与其他区域经济模式比较

　　随着30年来苏州、温州、广州地区经济的突出表现，学界对此进行研究的角度和观点也很多。

　　对于这几种模式的基本特征，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大致可概括为：(1)温州地区依靠内源性资本，重视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并以本土企业开展一般贸易和境外投资为主;(2)苏州地区依靠欧美和新加坡等外源性资本，以外资企业加工再出口为主;(3)广州地区依靠港澳台等外源性资本，以发展“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贸易为主[1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建立在特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苏州、温州、广州等区域在各自特有模式的指导下都取得了不俗的发展业绩。总体上来说，这些模式都是成功的，其发展经验对我国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但是沿海经济模式与重庆自身拥有的比较优势难以吻合，而且此次金融危机引发沿海经济发展模式长期存在的潜在弊端逐渐凸显，这就要求作为内陆城市的重庆必须开创一条适合自己区域发展的新的生产力模式。

　　与沿海地区的经济模式相比，重庆模式有着显著的特征(见表1)：(1)重庆模式依赖于强大的政府主导作用。在重庆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私营企业不愿意承担的任务，大多由政府通过鼓励和支持，由国有企业出面完成。这也是重庆模式与“温州模式”最大的不同之处。温州模式是一种以家庭制小企业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对政府的主导作用依赖程度远远没有重庆模式大。

　　(2)重庆模式是一种以内需为主、“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新模式。重庆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内需的重要性。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更是对长期以来过分依赖外向型发展模式的挑战。同时，重庆发展模式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限制，在发展的过程中，重庆模式独创性地提出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内陆城市在开展外贸的过程中由于成本高导致价格高的劣势。(3)重庆发展模式是一种良性·63·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重庆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内容更广，惠及的人群更广。重庆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仅涉及经济方面，同时也重视与经济建设相关的社会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是一种与目前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四、重庆模式的未来———好的生产力模式加高政府质量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东亚经济保持了近代经济史上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面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有学者将其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12]。虽然东亚模式自身亦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其在政府高质量管理模式下形成的对内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适度消费-更高储蓄，对外引资-使用-管理-偿还-再引资的管理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新的生产力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验证，更需要有效的管理和监督。重庆模式是否将创造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神话，不仅要靠构建符合地区特色的生产力模式，还需要看重新构建后的官员体系和政府质量是否能与之相适应。具备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加上不断提高的政府质量，必将创造重庆模式更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