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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养老：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框架

2017-09-15 06:51 摘 要：受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和边燕杰的“强关系”概念的启发，借助于韦伯的理想类型法，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弱网”和“强网”。前者是指由弱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后者是指由强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从强度、多元性和互换性对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进行了分析后可以得出结论如下：当前我国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属于强网的范畴，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是农民养老改革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社会保障，强网，弱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议》指出“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36%，超过城镇6.29%的水平。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将达17.39%(城镇为13.1%)。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家庭规模的下降和家庭养老功能的衰弱，农民养老问题将日益突出。从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角度来看，农民养老问题不仅是衡量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而且也是能否实现阶层和谐和社会结构合理化、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如何构建合理的农村养老模式，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研究背景　　社会网络分析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以及统计学领域中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或“视角”，它已经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如艾莫白等(Emirbayer and Goodwin)学者指出，如果说1940年代是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分水岭(定量和定性)，那么网络分析就是另外一个分水岭。如果社会学理论总停留在大型理论阶段，则实证工作很难衔接，必须由大型理论到中层理论，再发展到可验证的、指定清楚的因果模型(causal model)，环环相扣。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看作是对帕森斯所构建的宏大社会理论的一种回应，它在宏大理论和微观理论(如经验研究)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成为中层理论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和典范。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网络这一概念从各自的学科定位和知识范畴进行了界定，形成了一种众说纷纭的局面。如戴维·波普诺认为，社会网络是指个人之间的复杂的联系网。米切尔·达弗尔姆认为社会网络是“某一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其整体结构可以称之为该群体中个人的社会行为”。霍寨平认为社会网络是一定范围内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刘军认为，“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及其间的关系的集合。相对而言，笔者更倾向于最后一种界定，因为前三者仅局限于个体层面。其实，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任何一个社会单位或者社会实体均可以成为其分析的对象。例如，行动者可以是个体、公司或者集体性的社会单位，也可以是一个教研室、系、学院、学校，更可以是一个村落、组织、社区、城市、国家等。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正如经济行为“嵌入”(embeded)社会结构中一样，网络中的一个成员的行动也是“嵌入”网络之中的，因为它体现于与他人的互动之中。因此，社会网络理论不仅可以避免古典经济学关于原子化个人的概念陷阱，而且也可以避免把技术、所有权结构或文化视为经济事件的排他性解释的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的要点在于，不管从何种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现象，都必须仔细考虑经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限定着经济行为)以及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具体互动。　　综观以上种种对社会网络的界定，笔者认为，不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社会网络分析核心在于，从“关系”的角度人手来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格兰诺维特将“关系”定义为“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关系力量(strength of the ties)”的概念。在他看来，“关系”可以分为强关系(strong ties)和弱关系(weak ties)两种，而它们在传递信息、沟通人群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于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其所获得和传递的信息往往是异质性的，且分布范围较广，所以弱关系主要用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纽带联系，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Bridge)”。在格兰诺维特之前，弱关系的力量一直受到忽视。到1973年，他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弱关系才受到了重视。他在研究市场经济中的就业过程时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个人网络找工作时，他们更经常或有效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得到相匹配的工作。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是弱关系假设的一种扩充和延伸。与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的主张不同，边燕杰根据中国天津的千户调查提出了一种新的强关系假设。在所有被调查的948个样本中大约有45%的人找过关系。其中43.2%的帮助者是被调查者的亲属，17.8%的是朋友，39%的是熟人。边燕杰认为这样就证明了强关系较之于弱关系更能找到工作。李培林对济南市进城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进城寻找工作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是通过“强关系”，即就业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亲属和朋友，两者合计占到了80.9%；通过老乡或亲戚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占到了75.13%。综上所述，虽然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弱关系”和“强关系”的研究很多，但主要是局限于找工作的社会支持网络，很少有超越这一界限而去研究其他领域的。　　受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和边燕杰的“强关系”的启发，借助于韦伯的理想类型法，笔者认为，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弱网”和“强网”。前者是指由弱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由于这种网络中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且这些上层成员的数量要少于下层成员，因此这一个个的上层成员实际上成为各个网络中的核心，围绕其周围的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成员。具体表现为几代人之间养老育幼纵向的代际社会支持，其中老人处于核心地位，子女处于边缘地位。这是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一个重要特征。后者是指由强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所有的支持都发生在一个平面上，所有的支持者均只是该平面上的一个点，类似于市场中的一个个的经济主体，这些点在平面上相互支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支持网络，不存在核心与边缘的问题。这是社会养老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内容上来看，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经济支持网络、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其中经济支持网络是最重要的，但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等因素的影响，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也日益呈现出不可替代之势。本文着重探讨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