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规范诗学_古代文学毕业论文(2)
2013-05-01 04:29
导读：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在对四声理论的推动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对音韵之学的关注，在北方本有传统。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5下指出，文人言韵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在对四声理论的推动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对音韵之学的关注，在北方本有传统。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5下指出，文人言“韵”，可追溯至“汉建安中”。又魏有李登撰《声类》10卷，晋有吕静(山东任城人)撰《韵集》6卷，虽然为韵书，非讲诗文平仄，二者存在着音韵学与诗律学的区别 (11)，但北方韵学之研究，可谓由来已久。刘善经《四声指归》云：“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这在北方引起很大反响，除了甄思伯的《磔四声论》明确反对以外，从现存的文献看，有很多人都是羽翼声律论的。兹略举如下：
1. 王斌《五格四声论》。其书已佚，但在《文镜秘府论》中有遗文可觅，有些属于声律病犯，如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中蜂腰、鹤膝二病。一般说来，蜂腰指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鹤膝指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但“蜂腰、鹤膝，体有两宗，各互不同。王斌五字制鹤膝，十五字制蜂腰”，就正好相反。又“傍纽”下引王斌语云：“若能回转，即应言‘奇琴’、‘精酒’、‘风表’、‘月外’，此即可得免纽之病也。”所谓“傍纽”，是指双声字中间有隔，这本来也是沈约的说法。在五言诗中分别出现上述字乃为病，假如能够调整(“若能回转”)，将分开的两字合在一起成为“奇琴”、“精酒”等，那就可以避免此病。另外，王斌也有关于创作体式的规定，地卷“八阶”的“和诗阶”下引曰：“无山可以减水，有日必应生月。”
2. 北魏常景《四声赞》。刘善经《四声指归》云：“魏
秘书常景为《四声赞》曰：‘龙图写象，鸟迹摛光。辞溢流征，气靡清商。四声发彩，八体含章。浮景玉苑，妙响金锵。’虽章句短局，而气调清远。故知变风俗下，岂虚也哉。”(12) 潘重规先生认为“俗下”当为“洛下”之讹(13)，甚为有见。据《魏书·常景传》，景“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四声”之说是当时诗坛最为“新异”的论调，他必然仔细研读，并付诸实践。故刘善经又引《魏书·文苑传序》，称“洛阳之下，吟讽成群”(14)。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3. 刘滔，生平不详(15)。其意见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是强调五言诗句的二、四不同声。沈约等“永明体”诗人主张二、五不同声，但刘滔说：“第二字与第四字同声，亦不能善。此虽世无的目，而甚于蜂腰。”这实际上代表了从永明体到今体诗的过渡。在今体诗中，二、五同声很常见，但二、四同声须避免。第二，永明体强调四声分用，平上去入各为一类而与其他三类相对，但从刘滔的话中可以看到四声二元化的趋向：“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参彼三声，殆为大半。且五言之内，非两则三，……此其常也。亦得用一用四。”显然是以平声与其他三声(上去入)相对。
4. 北齐阳休之《韵略》。《四声指归》指出：“齐仆射阳休之，当世之文匠也。乃以音有楚夏，韵有讹切，辞人代用，今古不同。遂辨其尤相涉者五十六韵，科以四声，名曰《韵略》。制作之士，咸取则焉。后生晚学，所赖多矣。”显然，这是一部与文学创作有关的音律学著作，其书对于当时人的创作影响颇大，起到了“取则”的规范作用。
5. 北齐李概(字季节)《音韵决疑》。《四声指归》云：“经每见当世文人，论四声者众矣，然其以五音配偶，多不能谐。李氏忽以《周礼》证明，商不合律，与四声相配便合，恰然悬同。愚谓钟、蔡以还，斯人而已。”(16) 钟子期、蔡邕均为知音之人，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也曾表彰李季节“知音”。不过，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有异，语音不同，所以在颜之推看来，“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17)
6. 隋刘善经《四声指归》。此书主要意见亦不外四声和病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态度，对于其所信奉的观念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出，具有强烈的规范意识。例如关于四声，他说：“四声者譬之轨辙，谁能行不由轨乎？纵出涉九州，巡游四海，谁能入不由户也？”(18)《文镜秘府论》西卷有“文笔十病得失”节，据中外学者研究，此节亦出于《四声指归》(19)。如果和沈约的说法相比较，如“上尾”的“第一、第二字不宜与第六、第七字同声”，刘则易“不宜”为“不得”，语气有缓峻之别。再结合对“蜂腰”的看法，王斌的意见与沈约正好相反，在沈约则以为两者可“并随执用”，且又以不肯定的口气说“疑未辨”。而刘善经则批评王斌 “体例繁多，剖析推研，忽不能别”，并对沈约有“孰谓公为该博乎”(20) 的讥讽。种种迹象表明，“规范意识”在他的头脑里是越来越强化了。
中国大学排名 自从初唐人提出融合南北以形成新的诗风，无论是魏征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21)，还是殷璠所描述的“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22) 的盛唐诗，都把唐人诗歌声律成就之获得，仅仅看成是超越了太康文学，而延续了南齐永明体以来的诗歌传统。事实上，从北魏孝文帝时开始，北方文学在声律上的成就也不容忽视。在刘善经的笔下，其盛况被描述为“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习俗已久，渐以成性。假使对宾谈论，听讼断决，运笔吐辞，皆莫之犯”(23)。这绝非夸大其词。《洛阳伽蓝记》卷5载喜作双声语的李元谦经过郭文远宅，与其婢女春风的对话，即可见在日常语言中刻意使用双声词，已普及到社会的下层民众。而《续高僧传》卷3记载了隋朝慧净与杨宏的对话，也可见缁门对诗歌的病犯之说同样熟悉。这些都显示了声律论在北方社会流行的程度。因此，唐代“规范诗学”的建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那种仅以南方文学的传统来认识律诗形成的思路，恐怕是需要调整或修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