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规范诗学_古代文学毕业论文(3)
2013-05-01 04:29
导读：二、规范诗学的建立 诗歌发展到唐代，古诗、乐府、律诗、绝句，可谓各体皆备，流派纵横。然而在诸体中，假如要选出一体以代表唐诗，律诗无疑首当
二、“规范诗学”的建立
诗歌发展到唐代，古诗、乐府、律诗、绝句，可谓各体皆备，流派纵横。然而在诸体中，假如要选出一体以代表唐诗，律诗无疑首当其选。或选七律，如元好问之《唐诗鼓吹》；或选五律，如李怀民之《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律诗是唐人的创造，诗而称“律”，就表明了对“规范”的重视。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24) 律诗的特征是“研练精切，稳顺声势”，“研练”即《文心雕龙·总术》中所说的“研术”和“练辞”，落到实处即声律和对偶。一般说来，文学史上一种新形式的流行，常常由于旧形式在人们心目中的日久生厌。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新形式的出现未必总是要取代旧形式，而是在保留它们的同时，向其中注入新的因素。所以，律诗出现后，唐人并没有让古诗消失，而是将他们提出的规范，同时向古诗渗透。
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是一种具有高度形式感的诗体，与古诗相比，其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结构由开放走向封闭。五七言四句构成了绝句，五七言八句构成了律诗，这是近体诗的基型。由此而决定了一首诗的长度是有限的，诗人借以跳跃腾挪的空间是规定的。二是音律由“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走向严守平仄，避忌文病。三是句式由单辞孤义走向偶辞并见，由线性的流动变为稳定的对称。那么，诗歌应当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使每一个字词发挥其在视觉、听觉、味觉、感觉上的最大效用，从而敞开一种若隐若现、可望而不可即、可意会而难言传的无限的境界？这一文学本身的需要也催生并促进了唐代“规范诗学”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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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规范诗学”，主要集中在诗格类著作中。诗格的内容，就其本身而言，其讨论的重心也有变迁，反映在书名上，比如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徐隐秦的《开元诗格》，王起的《大中新行诗格》，郑谷等人的《新定诗格》等，或标年号，或冠“新”名，即表示其规定性往往是一时一朝的。但总体来看，唐人对诗学的 “规范”主要表现在对文学作品中声律、对偶、句法、结构和语义的要求上。兹分述如下：
1. 声律。南朝以来的文笔论，主要以有韵无韵作区分。刘勰不主张以此区分文笔，他提出“言”与“翰”之别，前者是口头语言，后者是文学表现，只是他的解释既不够明朗也不够有力。虽然他在《情采》篇中，将“文”又区分为“形文”、“声文”和“情文”，但这需要有心的读者善作勾连。继作推进者是萧绎，其《金楼子· 立言》篇说：“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5) 逯钦立以为萧绎的意见“与传统的文笔说，有天地的悬隔”，并“含有两大异彩”(26)，堪称卓见。其新说的意义在于，这是对作品中文学性的又一番深切的反省。因此，阎纂的诗被排斥于“文”之外。萧绎虽然没有说阎的诗“不便为”在何处，不过，结合他所说的“作诗不对，本是吼文，不名为诗”(27)，也许是阎不善于对偶。总之，未必有韵者即可称诗。语言素材只有通过富于文采、音律和情感的方式表现出来，才可以称作“文”，也就是“形文”、“声文”和“情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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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诗学”的核心是“怎么写”，因此，一般的语言材料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就是规范诗学首先面对的问题。从六朝以来文笔之辨的发展以及北朝重视韵学的流变来看，“韵”很快引起了批评家的注意。《文笔式》中说：“制作之道，唯笔与文。……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这看起来还是一个传统的说法，但具体的论述，都是关于如何防止“声病”。韵脚之“韵”已转换为韵律之“韵”。文章最后总结道：
名之曰文，皆附之于韵。韵之字类，事甚区分。缉句成章，不可违越。若令义虽可取，韵弗相依，则犹举足而失路，弄掌而乖节矣。故作者先在定声，务谐于韵，文之病累，庶可免矣。
即便一段文字的意思很好(“义虽可取”)，但如果不合韵律(“韵弗相依”)，就不成其为作品。这表明在唐人看来，语言的声韵在作品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审美功能。其中涉及语音和语调。语音问题论者已多，这里仅就语调稍作说明：
声之不等，义各随焉。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词人参用，体固不恒。请试论之：笔以四句为科，其内两句末并用平声，则言音流利，得靡丽矣。兼用上、去、入者，则文体动发，成宏壮矣。(28)
不同的语调(或平、或升、或降)会造成不同的语音旋律，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形成不同的文学风格。唐人在声律上的最大贡献在“调声”，它解决了律诗粘对的问题(29)。违反规则，便可能失粘或失对。元兢《诗髓脑》指出：“调声之术，其例有三：一曰换头，二曰护腰，三曰相承。”(30) 准此“三术”，就能写出一首完全合律的近体诗。独孤及批评当时人“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31)，亦可见“规范诗学”实际效用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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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偶。上文引到萧绎的话：“作诗不对，本是吼文，不名为诗。”已经把对偶作为诗歌成立的一项必要条件提出。这在唐人就成为更普遍的要求，如上官仪《笔札华梁》指出：“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匹配而成。……在于文章，皆须对属。其不对者，止得一处二处有之。若以不对为常，则非复文章(如常不对，则与俗之言无异)。……此之不明，未可以论文矣。”崔融《唐朝新定诗格》云：“凡为文章诗赋，皆须对属，不得令有跛、眇者。”王昌龄《诗格》云：“凡文章不得不对。上句若安重字、双声、迭韵，下句亦然。若上句偏安，下句不安，即名为离支。若上句用事，下句不用事，名为缺偶。”(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