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叙事中时间意识的演变(2)
2013-06-18 02:00
导读：尽管如此，毕竟在传奇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作品表现出有意构造相当完整复杂情节的叙事兴趣。从非纪实性的文体发展来看，这种对情节组织的兴趣是一种新
尽管如此，毕竟在传奇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作品表现出有意构造相当完整复杂情节的叙事兴趣。从非纪实性的文体发展来看，这种对情节组织的兴趣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但如果就广义的叙事传统而言，通过叙述中的时间过程组织起事物发展的关系，这样一种叙述意图实际上是《左传》以来的叙事意图在叙事文学中的发展。就拿一个比较著名的传奇故事《南柯太守传》来说，这个妇孺皆知的故事显然带着浓厚的哲理说教意味，故事是一个虚构的寓言，而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和后果的关系链却是合乎经验逻辑的过程——淳于棼偶然得幸被招赘作驸马，于是青云直上，享尽荣华富贵；而后是乐极悲生，妻子死后逐渐走了下坡路，他却不知谨慎处世之道，以至遭猜疑，直到最后化为一场空。整个故事的内容虽然荒诞不经，但发展的过程却像《左传》一样，同样显现着“天道”盈缩的规律。
有的故事中的事件发展逻辑与此不尽相同。比如另一篇同样著名的传奇《李娃传》，讲述的是一名书生因沉溺风尘而遭不幸，后因李娃的贤惠而终得救的故事。从整个故事发展的大轮廓看来，时间过程似乎同样是显现出逻辑。但如果注意到具体发生的事件细节，意义就复杂起来。故事开始的情节是书生进京后情迷李娃而被骗，这当然是个合乎道德逻辑的过程，说明纵情声色必有灾祸。但在书生落难后情况就不同了。故事中有一大段他为人唱挽歌和斗歌的情节。这段故事的过程似乎是书生努力自救而从困踬中解脱；但随后却因遇到父亲而落入了比先前还要悲惨的境地；然而正是因为这更加悲惨的遭遇才使他真正峰回路转：重遇李娃使他获救并最终获得了幸福。书生斗歌的情节既不意味着他在道德上回归，也不说明他更加堕落。然而正是这段情节使他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故事也因此而具有了真正的传奇性。显然书生的命运发展变化无法用人们所知道的道德和智慧逻辑来解释，每一次书生命运的变化都是出人意料的——书生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因祸得福般使他的挽歌唱得出奇地好；又因为挽歌唱得好而惊动了他的父亲，反而倒了更大的楣；当他命悬一线的时候却意想不到会再次遇到李娃而使他否极泰来……导致这些事件推移演变的根据都是不可逆料的意外或奇遇。这样的故事似乎更吻合“传奇”这个词的本义。
《柳毅传》是比《李娃传》更具传奇性也更著名的一篇传奇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经历的所有事件恰恰与常识的逻辑完全颠倒了过来：故事中的人物循着常规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不成功的——柳毅进京应举，结果是落榜；龙女门当户对地嫁给了泾河龙君，结果是受尽了凌辱；柳毅两次明媒正娶，都以丧偶结束……反过来，每当故事中人物违背常理行动时，却总是得到意想不到的幸运——龙女放弃了向舅姑求诉的做法，转而求助于凡人柳毅，结果是得救；钱塘君破坏了天帝禁锢他的命令，挣脱锁链大开杀戒，结果是得到了天帝的宽恕；柳毅违反常规娶了一身份不明的女子，结果却因此而得登仙籍……唐代的这些传奇故事与《左传》开创的叙事传统在时间意识方面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把时间过程理解为客观事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显现的过程；也就是说，叙述不仅仅是在罗列事实，更重要的是显示事件发展的客观逻辑。但二者所表现的逻辑根据是不一样的：《左传》的逻辑根据是道德和智慧，或者从更高的层次说是天道；而上面所举的唐代传奇中，事件发生发展的逻辑恰恰相反，是违反常理或常识的偶然和奇遇。
时间意识的这种变化在唐代以后的通俗叙事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中第一篇小说“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文若虚是一个做什么事都不成功的“倒运汉”，而在穷途末路之际跟着一帮商人出海，却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地发了大财。这个故事中所有的事件发展逻辑都无法找到合理的根据——文若虚先前之所以倒运并不是因为他愚蠢或邪恶，后面成功显然也与他的道德水准或智力商数无关。故事发展的过程非但没有向人们显示出任何合乎理性或常识的逻辑，反而令人觉得未来是不可知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因此而导致这篇故事的叙述人在故事的入话中所表达的宿命论：“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他并且强调自己所写的就是耳目前的怪怪奇奇。他所说的耳目之外的牛鬼蛇神，当然是指故事中所描述的形象和情境违背日常经验的反常特征；而耳目之内的谲诡幻怪，则是指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出现的意料之外的情形。这后一种情况其实主要是对时间过程中所蕴涵的偶然性或反常性的期待。
《左传》所代表的历史叙事中以天道的显现为事件发展逻辑的时间意识，归根到底表达的是对世界可知性的信念，即相信作为时间过程的历史发展逻辑在本质上是先验的、理性的，因而也是可知的。实际上这是汉代以来《易经》的世界观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思潮特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理性的自觉和自信的根据就在于相信人能够认识和把握天道，而这种对天道的认识正是得自对历史事件过程内部逻辑关系的理解和组织。因此，这种时间意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至上的意识，即认为“天行有常”，天道是永恒的，因而对过去、未来乃至整个世界的了解都可以通过了解历史来实现。实际上《左传》以后的大多数“正史”叙述中，这种时间意识成为叙述人历史观的基本根据，并通过“正史”影响了许多“野史”稗官和通俗叙事的意识。
而唐代以后传奇性质的叙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时间意识。把时间过程叙述成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和奇遇发生的过程，这意味着一种不可知论的世界观，即认为人其实不可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而也意味着对道德和一切经验和智慧的怀疑。实际上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唐宋以后的通俗叙事就会发现，这种不可知论通常并不一定意味着“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那样消极颓废的世界观。像“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文若虚那样的故事其实是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历程中，虽然可能无法预测、更无法驾驭或回避不幸事件的发生；但更令叙叙述人和读者感兴趣的，却是同样无法预测的意外的幸运。也就是说，同消极颓废的观点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未来的不可预测，反而使人们得以从道德和经验所限定的可能性中解脱出来，对未来抱有更多更大的期望和幻想。时间过程因此变成了风险和幸运并存的赌博过程。
叙事中不同的时间意识，从根本上说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时间过程理解为不可预测的未来展现的过程，这种意识是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市民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世界观，因此与市民文化关系密切的通俗叙事中这种时间意识的表现也就特别突出。所以凌濛初把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奇遇，即“耳目内怪怪奇奇”认为是通俗小说应当表现的主要内容。叙事中出现的这种时间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以《左传》叙事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叙事深层的意识形态观念遇到了挑战。换句话说，中国叙事文学的文化背景起了变化。
三、个人的命运
在中国早期叙事中，我们会发现在叙事的意图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于以事件逻辑为中心的时间意识。《史记》中许多人物纪传的叙述不像《左传》那样以编年的方式而是以人物的经历为线索，因而其中的时间过程更加远离了纯客观的顺序，带上了叙述者更多的主观意识。换句话说，《史记》中对故事发展过程的叙述不是简单的先后次序，而是在这个次序中表现了叙述者所理解的时间过程所展现的意义。就拿《项羽本纪》中关于项羽的故事来说，整个本纪叙述了这个人物从少年壮志到聚众起义、再到雄霸天下，达到了成功的顶峰；而后走了下坡路，直到最后的失败和自杀结局。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物传记。那么这个人物的一生发展过程中是什么东西起着支配和推动的作用呢？在《项羽本纪》最后的评述中，司马迁先赞扬项羽有过人的能力，甚至拿他与舜相比；而后在他最后失败的原因时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反之，刘邦之所以胜利则在于他在用人的智慧和谦抑隐忍的处世性格等方面的优势。看来，支配楚汉战争和项羽一生事业发展变化过程的还是与《左传》相似的普遍逻辑。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但项羽的这个例子其实并不足以概括《史记》所有的叙事记传中所表现的时间意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李将军列传》。这篇传记叙述了李广一生坎坷，描绘了一个骁勇善战、为人忠厚而命运多舛的悲剧式英雄。在这篇故事中，时间的推移和人物境遇的变化中似乎并没有显现出什么道德意义，毋宁说李广的经历所显现的世界发展逻辑成了天道不公的证据——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却不得封侯，一个近乎完美的好人终不得好报，天道何在？《李将军列传》中的这种怀疑不是一个孤例，《伯夷列传》的评述中司马迁更直接发出了“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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