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形似体”论略文(3)

　　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

　　所谓“以时而论”，就是以年号来概称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之风格。(注意：这个“体”就是我们今天理论所说“文学风格”，而不是体制或体式，更不是体裁。)一般文艺理论将这种文学风格称之为时代风格，因此，元嘉时期诗歌的时代风格就体现在“元嘉体”上。如果要问，元嘉时期的诗歌具有怎样的时代特点，用严羽的答案就是，一言以蔽之：“元嘉体”。这一回答表面看来言简意赅，实际上正好遮蔽了我们所追寻的答案，很明显，严羽是将活跃于元嘉时期的颜谢鲍三家诗统称为“元嘉体”，但我们肯定要继续追问：颜谢鲍的诗歌又具有怎样的时代共同性呢?它们各自的独特个性又体现在哪里?这样一问，不难发现；“元嘉体”既无助于我们认识元嘉诗歌的共同风貌，也无形中消解了三家诗的独特个性。其实，严羽所说的“元嘉体”包括三体，萧子显从一个侧面说了出来：

　　令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至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此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识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成五经，应醵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调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物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南齐书·文学传论》)

　　萧子显认为，在他所处的粱代诗坛，大致存在三种不同的诗歌风格：一是托辞华旷、疏慢阐缓；二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大量用典；三是调调险急，雕藻淫艳。它们正是元嘉三大家不同风格直接影响的结果，因此萧子显所说的这“三体”同样可以看做是“元嘉体”三种特点迥异的风格，即谢灵运的繁富巧绮典正、颜延之的绮密拘束指事、鲍照的险俗淫艳急迫。

　　这只是元嘉体的一个方面，因为既然严羽试图以此称谓来概括元嘉时期诗歌的总体风格，那就说明在严羽的意识中，他是认识到元嘉时期的诗歌创作具有某种共同的属于该时代特有的艺术因子。这是必然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发展。也正是由于时代相同，就注定“元嘉体”中有某种统摄诸多作家作品的一以贯之的时代的艺术因子，“形似”就属于这种因子中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要对元嘉时期诗歌的时代风格作一简便回答。“形似体”要比元嘉体更为妥当也更为切实，因为它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但这并不是说，“形似体”的称谓可以替代“元嘉体”，或者说“元嘉体”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看到，“形似体”的特点在于侧重从作品内部的创作规律来考察诗歌的风格，而“元嘉体”的表述似乎暗示着作品风格形成的外部环境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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