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逸周书》中周文王叙事视角的转变(2)

　　至《吕氏春秋·制乐》，文王则把这种爱心广施到周国百姓：“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日“请移之”。文王日：‘若何其移之也?’对日：‘兴师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日：‘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师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日：‘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韩诗外传》卷三也收录这则传说，可见是流播很广的故事。文王在面临死亡威胁之际仍然充满爱心，他之所以不肯以加固城墙的方式免灾，就在于这是劳民伤财的举措，他不愿意用百姓的辛劳来延缓自己的生命。他灭灾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惠民利国，是对各类人群施恩。

　　为了突出文王仁爱之心的广度，《吕氏春秋·异用》还记载了文王更葬死人骨的故事，这则传说又见于《新序·杂事五》。故事结尾通过天下之人的赞扬：“文王贤矣!泽及髓骨，又况于人乎!”展示出文于的爱心。他对枯骨尚且充满关爱加呵护，对于生人自然是倍加关爱，保护他们的生命。

　　第三，宣扬文王的仁政

　　《孟子》对文王仁政的宣扬，可谓不遗余力。《粱惠王下》写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这里寄托的是孟子本人的理想，他把文王说成是仁政的身体力行者，是一位与民同乐的圣君。

　　《孟子·离娄上》还写道：“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日：‘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日：‘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孟子极力渲染文王所具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通过伯夷、姜太公归附文王的事实，用以证明文王推行仁政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其中周文王重用姜太公一事，在战国时期成为美谈，《战国策·秦策五》写道：“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王用之而王。”周文王、姜太公传说，寄托了士人所向往的圣主贤臣遇合的理想，同时也是文王仁政的体现。

　　综上所述，先秦许多典籍所出现的文王形象，是以文德仁政著称，其核心价值是尚仁。虽然上述传说出自不同学派，但都突出文王的美德懿行，而对他建功立业的叙述则居次。

　　二

　　《逸周书·文传解》记载文王传授武王治国纲领，提出了自己从政心得：“厚德广惠，忠信爱人。”即君主必须要有厚德于内，要广施恩惠于外，做人讲究信用，要存爱人之心，这是文王为君从政的根本。钟惺在《周文归》中称其为“八字心传”。这个评简意赅，是文王为君形象的写照，浓缩地显现出文王之德的根本所在。

　　在文王看来，为政的关键在于君主，君主的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所谓“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因此，文王特别注重君主本人的身体力行。《逸周书·大匡解》开头一段如下：

　　“维周王在酆，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文王在灾荒发生后，先是向所统辖地区发出抗灾号令，得到广泛响应。紧接着在大庭召集群臣商讨应对策略。大庭是重要的议事场所，孔晁注云：“大庭，公堂之庭。”陈逢衡云：“朝于大庭，询国危也。”文王召集的人员众多，有掌管国家事务的重臣，有具体执行事务的府吏，从议事的地点以及人员阵容可以看出文王对于灾荒的重视态度。

　　文王详细了解国家治理中方方面面的事务，周全而细致地询问13个方面的弊病。在询问国家存在的这些问题时，前6个问题是从事务方面来切入，后6个问题是从具体的生活层面来着眼的，最后以水旱之灾收尾，其用意是探寻产生荒灾的原因，思考应对方案。文王所询问的这些事情，都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对政务了如指掌的君主，不可能提出如此众多的问题。提问本身就显示出家的风范，是治国有方的明主。《管子·问》篇专门列举君主所应询问的事项，多达百余条。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询问，是君主治国理政的政要方式，《大匡解》中的文王，就是善于询问的明君英主。文王针对灾情所作的询问深入细致，他所采取的抗灾措施也很有力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禁奢尚俭。《大匡解》通过具体的描写，展示出朝野上下厉行节俭的景象。“及期日，质明，王麻衣以朝，朝中无采衣。”麻衣白色，《诗经·曹风·蜉蝣》有“麻衣如雪”之语。身穿麻衣，是用素服表示遭遇灾荒的悲哀。《周礼·春官·司服》：“大荒素服。”《礼记·玉藻》：“年不顺成，天子素服。”文王去掉平时的彩衣而身穿素服，朝廷大臣同样如此。《礼记·玉藻》称：“非列采不入公门。”这是正常情况下的规定。由于面临灾荒，文王和大臣都身穿素服，是以节衣的方式抗灾。除了节衣之外，还有缩食措施：“入食不举，百官质方，口不食餐。”《周礼·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备食。”平时周王进食须杀牲盛馔配乐而行，《周礼·天官·内餐》郑玄注云：“，割烹煎和之称。”贾公彦疏云：“饔，和也。熟食须调和，故号日餮。”百官在走访询问乡人、考究灾荒原因之时不得食用制作复杂的熟食。文王首先从自身以及拥有俸禄的大臣出发力行节俭，饮食皆降低级别，一切从简。文王从祭祀、装饰、用乐、饮食、劳作、外交礼仪、丧事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吉丧嘉宾多种礼仪，并且多数以禁令的方式出现。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出现的是举国上下一致抗灾的场面，正常的娱乐、修饰、享受，都压缩到最低限度。

　　《大匡解》所展示的文王形象，他对黎民百姓充满爱心，把发生灾荒的原因归咎于本身：“不栽不德，政事不时，国家罢病，不能胥匡。”这种反思体现出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大匡解》中的文王是美德懿行的化身，同时又是励精图治、力挽狂澜的政治家。他抗灾有力，减灾得法，救灾及时，反映出他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极强的应对挑战的能力。他熟悉法令的制定发布、行政上的调度、上的运筹，是一位成熟的君主。《大匡解》对文王的刻画，兼顾他的美德懿行和励精图治，前者渗透在后者之中，大量出现的是文王对国家的治理活动和措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和其他先秦典籍侧重于表现文王美德懿行相比，《大匡解》对文王的刻画已经从本位转向政治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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