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逸周书》中周文王叙事视角的转变(4)

　　《六韬》是一部兵书，旧题周吕望撰，相传是周太公所作。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六韬》残简，证明它确实是成书于先秦。该书《文伐》章有如下文字：

　　文王问太公日：“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日：“凡文伐有十二节。一日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日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日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而听，顺命而和。彼将不角，奸节乃定。

　　以上仅录十二节中的四节，从中不难看出它和《逸周书·酆保解》中文王四蠹五落之术的相似，不但内容多有相通，而且所用的四言句式也有一致之处。文王针对殷商提出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共22条计谋，姜太公向文王传授12种计谋。把这两篇作品相比较，文王和姜太公完全是同一类型的人物，都是以权谋见长。《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脱羡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六韬》中出谋划策的主角是姜太公，《逸周书·酆保解》提出一系列阴谋的是周文王。如果说励精图治的文王形象是对他楷模角色的补充和扩展，那么，《酆保解》中的文王形象，则是对他道德楷模角色的解构和颠覆，这里见到的不是美德懿行，而是阴谋诡计。文王的举措不再是光彩照人，彰显于天下，而是只能在暗室封存，不能昭示于外。正因为如此，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古代学人，对《酆保解》持非议和否定态度。从的角度审视，这正是《逸周书》价值所在，它刻画出两类截然不同的文王形象，使这个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多棱角的。

　　四

　　《周易·系辞下》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勿论《周易·系辞下》对于《周易》作者及时代的推断是否正确，文王在治理国家特别是谋商过程中，确实具有浓深的忧患意识。《酆保解》记载：

　　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成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日：“呜呼，诸侯成格来庆，辛苦役周，吾何保守，何用行?”

　　九州诸侯至鄷地庆贺文王，本是喜事，说明文王的威信越来越高，但是在此情况下，文王反而更加忧危，不知怎样对待诸侯王的归从，这实际上是伐商大业的压力所造成的疑虑的反映。因此，文王在昧爽之时，在少寝之庭召见周公旦。陈逢衡云：“在酆者，文王至酆会诸侯也。昧爽，由阎而明，夜向晨也。少庭，燕寝之处。王有大庭、少庭，大庭以询政，少庭以寝息。”周王的住处有大庭、少庭之分，大庭用来询众议事，少庭用来释服休息。《礼记·玉藻》记载：“朝，辨色始人。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然后适小寝释服。”孙希旦注：“辨色，昧爽之后也。”《礼记·玉藻》的小寝和《酆保解》中的少庭应该是同实而异名。按照周礼规定，周王要在天亮之后在正式的议事场合君臣谋事治国，退朝之后退至燕寝之处休息。文王夜里辗转不安，思索政事而不解，急切寻求应对之法，于是在天未亮的时候就把周公叫到休息之处询问保守之道，文王的忧虑之深通过简单的时间、地点的说明而表现得清楚明了。文王的忧患意识时时萦绕于脑中，他的忧危之心不仅表现于白天的日常政事处理中，即使是在夜晚休息之时也不曾忘却，文王经常提到“夙夜”，如《文儆解》的“夙夜勿忘，若民之向引”，《大开解》的“维宿不悉日不足”，宿即夜。这些反复叨念的语句正是文王忧勤惕厉心理的自然流露，文王尤其强调夜晚无人之时的自律自警意识，《周易》中“终日乾乾，夕惕若”的描述非常符合文王的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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