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逸周书》中周文王叙事视角的转变(3)

　　三

　　《逸周书》对文王形象的刻嘶，主要通过展示他的内政和外交活动而实现。叙述文王对国内的治理，出现的是既有美德懿行，又能励精图治的楷模和明君圣主形象。而在展示文王的外交，即周与殷商的关系时，集中反映的是文王的智慧、谋略，出现的是另一种属性的文王形象。

　　文王对殷商采取的是虚与委蛇、韬光养晦的策略，对此，《逸周书》作了细致的展示。《程典解》有如下记载：

　　维三月，既生魄，文王令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文王当时已经得到了众多诸侯的尊崇，天下分九州，六州诸侯即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纣王听信崇侯虎的谗言：“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将文王囚于菱里，六州诸侯对此非常愤怒，在此情况下，纣王最后赦免文王，即《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言：“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由此可以看出文王当时的威望。六州诸侯皆欲叛商，文王却仍然听命于纣王，服侍纣王始终不怠，这并不是文王囿于所谓的忠君观念，而是当时伐商的时机尚未成熟，《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韩献子对公子朝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惟知时也。”《程典解》叙述的就是文王在此情况下的所作所为。《程典解》所载文王论说的内容较为广泛，涉及举措中的财用、土地、选人等方面，但是文王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字：“慎”。在六州诸侯皆欲叛商的情况下，文王强调“慎”的寓意不言而明，所谓“政失患作”，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如果有任何冒险行为，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皆将付之东流，所以文王最后告诫诸臣任何举措都必须要权衡利弊，考虑周密之后方能决定是否可行，“思危故泰可保，思终故畿必察，思备则迩不泄，思近则远不忘，思行则耄不倦。”在慎字纲领之外，文王又特意提出多思之法，二者相辅而行，文王的谋深虑重之态跃然而出。

　　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文王一方面要应对国内的局势，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在外又要取得纣王的信任，等待时机，即内定己国，外和邻邦。《酆保解》具体记载了文王针对纣王的外交措施。文王自程迁于酆，九州诸侯前来庆贺。文王采纳周公旦的建议，采取“商馈始于王，因饔诸侯，重礼庶吏。出送于郊，树昏于崇”的举措。“商馈始于王”，丁宗洛言：“商馈始于王，系倒装句法，犹言王馈始于商也。”唐大沛言：“商馈始于王，似谓商有馈赠于文王。”虽然二人的解释中施受双方的角色有所变化，但皆是把“商”理解为商朝。这里的商，指的是商议，商馈谓商议如何向前来的诸侯分发馈赠的礼品，由文王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对诸侯设宴款待，给随行人员发放贵重的礼品。诸侯返回，远送到郊外，并且和崇国结为婚姻。所有这一切举措，为的都是取得各路诸侯的拥戴，最终结成征伐殷商的同盟。所有细节均考虑得周到严密，没有任何疏漏，同时对于伐殷图谋又不露声色。文王的深谋远虑在这次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酆保解》所录文王对殷商所采取的策略是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四蠹是：“一、美好怪奇以治之；二、淫言流说以服之；三、群巧仍兴以力之；四、神巫灵宠以惑之。”虫生木中谓之蠹，这是用四种手段使殷商王朝从内部瓦解，用珍奇古怪之物来诱惑他，用不着边际的言辞欺骗他，用大兴土木的方式令其劳民伤财，用鬼神灵巫令其迷惑。这四种手段都是软刀子，是从殷商王朝内部开刀，令其走向死亡。

　　五落是：“一、示吾贞以移其名；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柏；三、信蠕萌莫能安宅；四、厚其祷巫，其谋乃获；五、流德飘枉，以明其恶。”这是从外部对殷商采取的举措。“示吾贞以移其名”，即文王表白自己的忠贞而使殷感到尊贵，让他得到满足，不再提防自己。移，通侈，谓尊大。《礼记·表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移，指尊崇。“微降霜雪以取松柏”，运用的是比喻手法，意谓适当时机争取殷商贤人为周所用，松柏，指贤臣能人。《礼记·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古代伐木在深秋，正是微降霜雪之时。“信蠕萌莫能安宅”，指取信于殷商的侨居，使他们归附周土。蠕萌，指侨居人口。蠕，通侨。萌，通氓。“厚其祷巫，其谋乃获”，指收买殷商的巫师充当间谍，向周方提供商朝的机密情报。“流德飘枉，以明其恶”，指周方的美德，使迷妄者清醒，从而看清殷纣王的恶行。飘，指吹动。狂，指迷惑。

　　通过对四蠹、五落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文王针对殷纣王所运用的都是权谋。用假象迷惑对方，用恭维的方式使对方失去警惕，暗中确实造成对方的内耗，并且从外部挖其墙角，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笼络到周国，为周所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