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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感与反抗——从费斯克看通俗文化研究的转向(2)

2013-08-10 01:59
导读:法兰克福学派,甚至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如霍格特、威廉斯等,都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出现对于过去民间文化或精英文化的黄金时代是一个
法兰克福学派,甚至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如霍格特、威廉斯等,都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出现对于过去“民间文化或精英文化的黄金时代”是一个灾难。而文化研究学者们却对是否存在过这么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所谓的民间文化或者是纯粹的“人民的文化”只是早期学者们乌托邦理想的一个投射。

  其次,按费斯克的说法,和“大众文化”理论所认为的不同,通俗文化的消费者并不是被动无助的,而是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他们并不是不加判断地将文化产品全部接受下来,文化产品的文本只是提供了一种可供受众任意选择消费的文化资源。

  在文化的主体上,费斯克认为,通俗文化的主体是“人民”(people)而非大众。“所谓大众就是疏离者的集合,是意识不正确的单向度的人……通俗文化是人民,而非文化工业所创。”[6]

  概念的转变,意味着研究者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把受众认为是被动的集群,转向把受众看成主动的个体;从居高临下的不加区别,变成耐心地进入并解读。

  从使用-满足研究到观众研究

  使用-满足的研究视角被认为标志着传播学研究的一次重大转变,从过去以传者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模式。

  自拉扎斯菲尔德所提出的线性传播模式开始,传播学的研究一直致力于效果与功能研究,强调如何将传播者的意图或者意义有效地强加于受众。从更深的社会学意义来看,虽然在理论上,早期的传播学者们有意识地与以“大众社会”理论为基础的魔弹论划清了界线,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大众社会”理论的影响并未完全肃清,学者们仍然认为大众可以通过某种传播方式加以控制,所不同的只是对这种控制效果的期待值而已。

  从3、40年代的广播肥皂剧研究开始,学者们开始把研究视角转向了受传者,认为受传者有自由使用传播者所发送信息的自由,并且可以不受后者的制约,灵活地使用传播内容满足自己的需要。

  表面上看起来使用-满足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视角具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是文化研究学者们显然不愿意止步于使用-满足研究。莫利(David Morley)通过自己在六七十年代进行的电视观众调查中所得的经验,认为经验主义的使用-满足研究存在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使用-满足高估了信息的开放性,这一理论所提出的使用的多义性并不等于多元性,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受众的解读仍然局限于传播者的意义框架之内。观众之所以去观看某个电视节目,是因为他能够看得懂其中的意义,这也就意味着他必然会以传播者编码的方式去解码,从而获得一个社会意义。因此,使用-满足研究还没有涉及意识形态等核心的问题。

  第二个不足在于它欠缺社会学认知的背景。它把个人抽象地置于一个传播线性模式之中,而缺乏在社会语境中进行具体的认识分析。[7]

  因此,文化研究学者们提出,应把受众放到一个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之中加以分析,而不仅仅像刺激-反应理论那样孤立简单地去理解受众的使用。

  在费斯克的眼里,受众是一群狡黠的游击队员。费斯克借用了福柯的理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控制方式越来越制度化,权力的运作越来越抽象,在增加控制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零碎、非连续的场域。这给消费者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他们挑选资本主义所提供给他们的文化资源,在自己复杂的身份归属之中选取最有利的一个,各取所需,或闪躲、或创造,弹指之间把权力集团的费尽心机的控制化为乌有。“正如霍尔所说,定义通俗的方法之一,便是定义对权力集团的对抗。”[8]

  消费者的自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场域。“强势者建构了许多场所(place),以处于他们展现自己的权力,诸如城市、购物中心、学校、工厂等等(这只是几个属于物质的例子)。而弱势者则在这些场所开创自己的场域(space)。并且,他们总因着需要而在这些场所不停地占领、迁移、占领。”[9]比如没钱的年轻女子可以在商店里随便地试衣,而店主只能无可奈何,因为哪怕只有30/1的顾客会购买,也不能保证这个女子不是这30/1中的一个,藉此,这个年轻的女子成功地抵抗了店主控制的权力。

  其次,庶民的阅读往往是有选择的,间歇专注的(spasmodic),这使得权力集团结构性地建构意识形态的企图落空。受众总是从中挑选能与自己日常生活有关联的部分,其解码方式可能与传播者风马牛不相及。

  第三,受众可以在自己拥有的多种主体身份之间游移。费斯克认为,传统的研究是建立在主体性的古典理论之上,结果造成一种相对的统一、单一的主体,或意识形态中的主体。而新的理论则强调非统一的,矛盾的主体。即通俗文化的消费者在文化消费过程中的立场并非始终如一,具有一种“游牧的主体性”,游移于多种主体立场之间。费斯克通过自己观看麦当娜演唱的经验,认为“我可以一边是个父权主体(在她煽情的胴胸上我满足着偷窥的乐趣),同时一边又是个后父权(或反父权)的主体(在她挑战我偷窥狂和她给予我的“权利”中我寻获我的愉悦)”。[10]

  第三,庶民通过“闪躲”与“创造”,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前者意味着像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仪式一样,暂时摆脱社会和规范对身体的控制,追求快感;后者则可以在与权力集团的对抗之中,创造性地利用文化资源,产生意义。

  因此,“研究庶民文化不单单研究产生文化商品的那个体系,同时要研究人们使用这些商品的方法和方式;住住,后者要比前者更具创造性和多样性。”[11]这就需要超越传统的文本解读而进入到传播语境的解读。

  从文本解读到传播语境解读

  最初使用内容分析法的传播学者,使用的主要是文本解读法,通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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