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感与反抗——从费斯克看通俗文化研究的转向

关键词： 费斯克 通俗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

[摘要]：本文以费斯克的理论为切入点，对通俗文化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对通俗文化研究的几个明显的转向进行了总结，它们是：从大众文化到通俗文化；从使用-满足研究到受众研究；从文本解读到传播语境解读；从“肯定文化”到“微观政治的进步文化”；从阿尔图塞到葛兰西。通过对文化研究转向的研究，指出了当前通俗文化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新趋势。论文最后还对费斯克为代表的通俗文化研究的不足进行了批判性总结。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是著名的英国传播学者，现任教于美国，作为文化研究学派的一员，进行了大量通俗文化方面的研究与著述。与其他执着于精英文化的学者不同，用费斯克的话来说，他自己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大众文化消费者。多年来投入地理解通俗文化，使他具有了与部分批判学者不同的分析视角。

　　与一些学者居高临下的批评不同，在对待通俗文化的态度上，费斯克在某种意义上站在了“大众”一边，认为通俗文化并非一无是处，或者至少不能像一般人理解地那么简单与平面。正如麦奎尔（D. McQuail）所说评价的那样：“在努力为通俗文化辩护方面，约翰•费斯克一直是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人之一。”[1]

　　费斯克的通俗文化宣言是以一系列“解读”研究完成的。1978年，他与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一起合作完成了《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在1989年，又相继完成了两本姊妹著作《解读通俗》（Reading the Popular）与《理解通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2]，特别是后两本著作，集中地阐明了他对通俗文化的一些新思考，构成了他与部分批判学者的对话，作为持类似论点的学者中的激进派，费斯克的理论代表了通俗文化研究中的一种思潮。

　　如果说以费斯克的理论作为一个路标，以几十年前影响巨大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作为前一个路标的话，那么回首通俗文化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大众文化工业的学说到费斯克的《理解通俗文化》，通俗文化的研究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转了一个极大的弯。而且在许多方面，就是与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霍格特、威廉斯等人相比，也有着巨大的差别。

　　从大众文化到通俗文化

　　首先在对研究对象的定义上，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摒弃了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以前就一直沿用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提法，而代之以“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虽然只有一词之差（国内学界在使用上也经常把二者划上了等号），但是却意味着研究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众文化”的提法由来已久，它来自于近代社会学者关于“大众社会”的理论。

　　作为社会组成方式的“大众社会”概念出现在一百五十年前，孔德、斯宾塞、杜尔凯姆和藤尼斯、托克维尔等社会科学的先驱者们都对大众社会进行过论述，甚至在哲学家尼采，作家艾略特、乔治•奥威尔等人的笔下也都出现过大众社会的影子[3]。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三大社会趋势的出现，人们的社会关系、物质文化、社会规范，以及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工业-城市化和现代化使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集中在一起，造成了一个无历史的社区，在这过程中还产生了社会分工和科层制度，人们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没有共同的语言，互相充满敌意，心理距离再不像在礼俗社会中那么近，也不靠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相互维系，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法律、契约和规章制度。现代化的消费差异再次把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开，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等级。

　　总之，这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人们之间产生了心理隔绝，差异性增大，从而造成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逐渐失去效力，取而代之的是非人格化的社会，正式的控制手段，如合同、民法、司法系统正在增多。人们成为了原子化的、同质的、散沙一样的群体。

　　在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精英们第一次深切地认识到“大众”的力量，对于这群捉摸不定的乌合之众，他们既感觉到民主社会所带来的希望，同时也充满着对多数暴政的恐惧。这一点在托克维尔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4]

　　随着义务教育的推广，大众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也对精神产品提出了需求。大众报纸、大众期刊、大众电影、通俗音乐等应运而生。并且由于商业力量的介入，大众逐渐成为了社会文化产品的主导。社会精英面对着高雅文化不断地消失甚至被纳入到大众文化体系，充满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鄙夷不屑，认为其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对其进行理论定义，以福柯所说的知识-权力的方式，将其边缘化为“民间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入侵者”，企图在话语权力上剥夺其合法性。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在政治立场上有所改变，不再把大众文化视为大众对精英的威胁，而将大众文化看成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之一，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仍然对大众文化本身充满着居高临下的轻视（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本雅明则歌颂了机械复制产生的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民主前景），甚至于在他们的作品中很难得见到对具体通俗文化作品的分析。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众文化”这一称呼充满着精英意味，同时对于这深不可测的“乌合之众”，采取了一种不加分析的批判态度。

　　而对于20世纪6、7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而言，这些左派学者首先在研究对象的判断上过于简单化。“没有所谓大众文化，只有大众文化的警世悲观理论，顶多昭示了权力集团的产业或意识形态的谕令，但却一点也没能说明人们循着去拒绝或将其转为通俗文化的文化过程”[5]。

　　在文化研究学者眼里，通俗文化不再是一个浑沌的整体性存在。知识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介入其中。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和经典文本放在一起，被学者分析与解读，从浪漫通俗小说一直到麦当娜。

　　首先，文化研究学派从系谱上，对通俗文化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无论是早期的社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