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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克把通俗文化看成是互为文本（intertext）地流通于初级文本（原初的文化商品——麦当娜本人或是一条牛仔裤）、次级文本（与初级文本直接相关者如广告、杂志文章、评论）和第三级文本（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持续过程中如会话、穿牛仔裤或居住在公寓中的方式、逛街观赏橱窗、或在高中舞会上采取麦当娜的肢体运动）之间。“所有麦当娜的文本——初级、次级或第三级——都是不充分的及不完整的。”[14]
此外，与经典作品不同，通俗文本之所以具有平易性和简单性——这也是为文化精英对通俗文化不屑一顾的原因——是因为它要满足大众的创造。“拒绝文本的深度和细微的差别，等于把生产这些事的责任移交给了读者。……庶民文化中，文本是不完整的，不充足的，除非它们进入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之后。它们是被不怀敬意地使用的资源，而非被赞赏与崇敬的对象。”[15]
因此，费斯克认为：“分析庶民文本需要双重的焦点：一是注重文本的深层结构，二是看看人们如何和体系周旋，如何阅读文本，以及如何从庶民文体中汲取源头活水。”[16]即使是分析文本，“批判者所关心的因此是文本许可做什么，或被驱使去做什么，而非文本是什么。”[17]
从“肯定文化”到“微观政治的进步文化”
早期的学者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工具出现之初，对通俗文化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这些传播媒介可以促进社会的教育，使得社会走向进步。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通俗文化并没有向着这些学者所希望得那样发展，从美国学者杜威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通俗文化从希望到失望的脉络发展。[18]就在这些学者悲叹的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早期大众文化研究者们认为，大众文化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闲暇时间的统治，一方面充当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忠实制造者。马尔库塞干脆把这种文化命名为“肯定文化”，即“是资产阶级时代按其自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在这个阶段，它把作为独立价值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离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认可普遍义务、永恒美好和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日常生存而斗争的实际世界有本质的不同。然而，无须实际状态的任何改变，只要通过每个个体的‘内心’就可以实现”。[19]
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厌恶，大部分早期的批判学者们对大众文化执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然而到了文化研究学派这里，由于研究角度和策略的不同，通俗文化的积极作用被逐渐发掘出来。
但与前人的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不同。文化研究学者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
首先费斯克否定了早期进步主义者对通俗文化进步性的过高估计。这些进步主义者认为，只要改变媒介和传播的内容，就可以改变通俗文化，继而改变大众和社会秩序。费斯克批评道，事实上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与大众社会观相同的简单看法，在一般情况下，通俗文化并不具备这样的作用。
其次，他主为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左派认为大众可以随便地被文本所左右，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低估了庶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费斯克认为，因为大众利用通俗文化游击式的反抗，使得它具有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但他同时对这种进步作用的评价是审慎的。
他认为，只有在微观政治上，通俗文化才具有政治性和进步性。也就是说，与马克思所认为的革命进步性不同，通俗文化的进步性并不必然造成马克思所说的宏观政治中主体的行动，或者发展为暴力的反抗，而相反，它只是一种微观政治中，在意义解读的过程中进行着反抗与斗争。它也许会形成最终的行动，但还需要其它的条件，也许根本就不会形成任何社会成员的统一行动。
费斯克最后的结论是，通俗文化不是一种激进的文化，而是一种微观政治的进步文化。
从阿尔图塞到葛兰西
对大众文化政治评价的转变有着深层的理论取向转变。以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的文化研究学派为例，在他们那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虽然有所松动，——比如阿尔图塞更强调了上层建筑自主性与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方面——但是阿尔图塞最终承认，经济基础仍然“最终”地决定着上层建筑，更为重要的是，阿尔图塞仍然继承了马克思所说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也占有统治地位，认为大众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完全是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建构的。
这种学说也被部分早期的文化研究学派所借用，形成了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范式”。阿尔图塞的主体性理论被认为带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
而以霍尔等为首的另一部分文化研究学派则更多地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立场。“霸权概念被葛兰西用来指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某个居支配地位的阶级（与其他各阶级或阶级的一部分结成了同盟）不仅统治着一个社会而且还在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引导着这个社会。”但是，“霸权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各个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各个集团和阶级进行‘谈判’，并向他们做出让步，才得以维持的（而且必须要不断地进行维持：这是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过程）”[20]
新葛兰西主义认为，不存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能够完全无妨地贯彻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情况，无条件的压迫并不存在，而是表现为争斗与妥协，在某些时候，被统治阶级也会让统治阶级做出让步，最后达成双方的妥协。因此，通俗文化也是按照这么一种机制运转，这就是其进步性所在。
费斯克对霍尔提出的“接合理论”（theory of articulation）大为推崇。所谓接合（articulate）在英语字面上有两上意思：一是去说出或吐露（文本的中心意义），一是形成一个弹性的联系，去建立枢纽（读者中心的意义，使文本和读者的社会情境之间被弹性地联系）。 “接合理论在两种对文本的看法之间维持一良好的均衡，一种视文本为意义的生产者与流通者，一种视它为开放给广泛的，虽非无限的，生产性的使用文化资源”。[21]不难发现，接合理论深受葛兰西理论霸权理论的影响。
批判与总结
由以上五个文化研究的转向，可以看出一个趋势：传统的批判理论正在向社会学田野考察靠拢，学者们不再是不分清红皂白地对通俗文化做出完全否定的结论，而是具体深入到通俗文化之中，体会它的运作方式、活动脉络，以及——更为重要的是——通俗文化对我们的影响。
当然，文化研究学派特别是其中费斯克的通俗文化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