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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朝丞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对这次活动及其意义、尤其是它的直接衍生物“现场短新闻”作品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的直接出发点是试图将现场短新闻报道实践作理论化提升。为此，他以组委会提出的三个标准为线索，进行了理论建构，写成《现场短新闻写作概要》一书。尽管他在对标准的具体考量上抓了“短”而放了“精”，但在新闻价值层面，他还是通过重提在新闻界争论已久的“新闻美学”话题而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到了精美的层面。他引用马克思关于人们是在“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审美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早就存在于人类的文化活动之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新闻，既在“创造文化”又是文化的“载体”，这就确定了它固有的审美属性。而社会与读者赋予新闻的愿望之一，也在于创造美的精神产品。现代人们对新闻的要求，不仅仅是要获得某种信息，而且也有获得知识和美的享受的强烈欲望。他还根据自己的“强烈”感受辩称说，“读有文采的现场短新闻，如饮米酒，满口清香；无文采的现场短新闻恰似一杯煞白煞白的白开水，淡而无味。”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场带有政治指令和宣传色彩的媒体组织活动而已。尽管难免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这在中国现有国情下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毋庸讳言，但是从具体的运行层面和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看，它仍然可以被视为一次货真价实的新闻显现运动。尽管从后来的媒体实践看，现场短新闻作为一个预设议题并未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但是作为一次有意义的媒体组织活动，它已经收到了应有的效果。而从精品建构的视角看，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即使在新闻的显现度层面，新闻仍然可以被制作成精品。
二、思想深度
新闻精品是蕴涵着精神张力的作品。这种张力，部分地来自于它所能够达到的思想深度。刘建明在阐释新闻媒介的深度功能时指出：媒体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是久远的、纵深的，能促进社会的深刻变革，人们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把握。（刘建明/2003/p289）在实际运行层面，人们往往通过深度报道来实现这样一种功能。
按一般的解释，深度报道是一种阐明事件因果关系、预测事件发展趋势的报道形式。[18]在报道方式上，要求“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来。”这一论述意蕴深刻，准确地描述了深度报道的基本特征和运作要求。它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报刊界，尽管在其产生的背后有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的因素，但是最直接的和最显而易见的动因，实属纸质媒体在同新兴电子媒体的抗衡中为挽回日益明显的颓势而采取的“情非得已”之举。随着这一举措的不断完善，它一跃而成为一种既能迎合受众的新需求，又能凸显自身优势的思维和报道方式，很快在欧美新闻界大行其道。时至今日，它更成了各种媒体解读社会万象的一个利器。例如，每逢重大事件，出现于荧屏上的一些人物访谈类节目就是深度报道的电视版本。
深度报道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出现，也是最先兴起于报界。但是它的动因主要地并非出于报纸对抗电子媒体的需要。此时的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刚刚起步，在此之前，广电还是报纸的附属品，其任务是播好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稿子。1985年的电视虽然已悄悄“长大”，但它还不能同广播、报纸匹敌，时效赶不上广播、报纸，相当一批要闻要在第二天才能播出，信息量差距也较大，《新闻联播》国内新闻只能播出15条。[19]在我看来，中国的深度报道，其诞生的土壤和气候是以改革开放运动为介质的社会转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生产力和人们的思想得到初步解放的同时，新旧两种经济体制发生碰撞，姓“资”姓“社”的争论方兴未艾，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层现象已然出现，传统观念受到冲击，道德出现“滑坡”。这样的局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新的宏大命题，也成了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互动的议题。在公众方面，产生了认识上的困惑和行动上的无所适从，其中的大多数人势必要把探询的目光转向他们须臾不可或缺的新闻界和知识界。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发生过“潘晓”投书报纸寻求人生真谛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大讨论的“媒介事件”。在思想政治领域，经过新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的长期酝酿，到党的十三大之前业已形成大为宽松的民主政治气候。这使得新闻报道领域逐渐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新闻宣传有纪律，新闻报道无禁区”的认识氛围。就媒体方面而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记者的新闻思维发生了时代性转变，新闻参与意识开始萌芽，“1987年大兴安岭骤然间烧起的一把大火则成为新闻参与意识产生的直接契机”。[20]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闻报道思维和手法的转型成为可能。
1985年12月13日至28日，中青报连续发表了探讨人才成长规律的系列报道《大学生成才追踪记》，使读者初识深度报道的庐山真面目。它由此唤起了1986年深度报道的春色满园。我则宁愿把1987年大兴安岭的那把大火看作是一粒火种，它一经燃起，就形成燎原之势，把1987年烘托成“名副其实的‘深度报道年’”。[21]中青报再次充当了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火灾发生于1987年5月6日，中青报在余烬尚温的6月24日后的一周内连发《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三篇振聋发聩的分析性报道。“它通过揭示悲剧的原因，让‘烈火借给了人们眼睛’（引自《红色的警告》）”。（孔祥军/1990）不仅如此，它于年底发表的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次以政府名义选派到美国攻读MBA学生归国之后的遭遇所作的长篇报道《命运备忘录——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引起了人们对高级新型专业人才命运的严重关切。此外，人民日报探讨重大的、有争议的改革问题的《鲁布革冲击》、《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和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等，都是在这一年重点推出的。最终，以《关广梅现象》和《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在全国好新闻评奖中拔得头筹，标志着这种参与改革进程的报道方式达到一个高度，从而也结束了它的第一个轮次。
深度报道潮的第二个轮次发生于1991年。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的2年多时间里，深度报道有过一个短暂的休眠期。进入1991年下半年，以经济日报一组20多篇的“三角债”追踪报道为标志，深度报道在中国进入它的复兴期。如果说第一轮次的深度报道潮是大起大落型的，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的‘深度报道’，不是在一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大环境中顺产的，更多的是一种怪胎，是对旧的报道公式、报道内容不满之后的一种勉为其难的‘反动’。”[22]那么此后的发展整体上属于常态型的，如深谷幽兰一样“整个90年代芬芳不散”（刘海贵/2002/p119）。值得重视的是，向以严谨、持重著称的新华社和作为当今中国主流媒体魁首的央视也加盟进深度报道者的阵营。例如，新华社于1992年3月20日发表的《“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1998年12月12日发表的《改革风云人物沉浮启示录》等，均曾“引起各方关注”。这意味着，一个多媒体的深度报道格局在中国新闻界宣告完成。
尽管有学者指出，深度报道观念也存在内在矛盾，即过分关注思想上求“深”，而忽略对“客观呈现事实”的把握；过分关注宏观问题，而较少透视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过分强调主体意识而忽略“主体间”意识，即记者与读者的互动；过分表现精英意识、启蒙意识，而较少眼睛向下，以生活的名义去揭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度报道所遭遇的危机，是“理性过剩”的危机，记者们更多地以理性思辨对抗旧体制下的报道公式和非理性的宣传信条，为了理性思辨而集结事实，而不是为了亲近生活、关注生活而再现事实，从而不知不觉中背离了新闻传播的规律。[23]我们姑且不去论及这个观点本身的偏激之处。它所指出的深度报道中的过分求“深”、过于宏观、理性甚至过分追求宏大气势的倾向是存在的。用历史的眼光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需要这样惊雷式的宏大气势去震撼那些观念上的体制上的和行为习惯上的顽固的冰土。春雷过后，需要“随风潜入夜”的细雨。传媒人需要在认识论的层面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去布施细雨。
三、人文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