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传媒现实期待——新闻精品建构论-新闻(4)

这个高度，就是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度。人文关怀（humanistic concern）也是从国外学界植入的一个概念，它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特别关心贴近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其思想渊源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现代人文关怀脱胎于此，但又有所不同，它包含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与先进理念：不仅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人的人文环境，还要关注人的生态环境；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在，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24]人文关怀在传播与创作理念上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真实生活的关注，对真实社会心理的关注，尤其是对广大普通百姓的关注。可以说，关注“人”、关注“人本身”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当代传播中的出现是历史早已安排好的。

这种“历史安排”，由于适逢当下的社会转型而显得异常合理与合拍。社会转型作用于社会结构而引起各行各业的急遽变革，作用于世俗生活而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精神压力，由此便萌生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换言之，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人的问题，而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又往往表现为一个“始于人，终于人”的过程，因此，传媒在基本实现了对信息传播的物（符号、信号、介质）的资源的整合之后，它要寻找的一个新的传播支点就是“人”。而在电脑和全球互联网系统得以巩固的今天，传媒已经初步实现了这种整合，即是说，它应该拥有了转型的基础能力，就势必要把传播的重心转向“人文关怀”——媒体把目光投向“人”，在传播过程中凸现“人”，把对“人”、尤其是对普通人的尊重与关怀，把对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的情感的需求的重视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去认识，去显现，在我看来，这就是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这样一个“从物到人，从物质到精神”的简明逻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媒体开始发生作用。传媒人因此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上的新高度。

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认识上的新高度是由电视人捷足先登的。如前所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还只是报纸的附属物，电视人对其传播特点的认识充其量处于技术理性的层面，即“通过发射装置电波（有线或无线）传送载有信息的图像、声音、文字、颜色供观众收看”。（杨伟光语）为此，1985年才涉足电视领域的杨伟光能够隐约地注意到电视新闻报道的“人文内容”已属不易。那时，他就提出要充分利用电视在传播技术上的优势，注重形象、声音、文字、颜色、运动五方面的因素，同时必须突出抓好“三性三感”，即内容的针对性、播出的时效性、表达的形象性以及现场感、对象感、参与感。（杨伟光语）1991年，杨伟光接任央视“掌门人”之后，才在真正意义上引领了电视新闻改革的潮流：1993年开始，《东方时空》、《焦点访谈》（1994）和《新闻调查》（1996）相继开播，并以其定位准确、内容翔实、形式令人喜闻乐见而很快成为央视的走红栏目。此时，他明确提出电视新闻报道要有对国计民生的新闻关注和人文关怀，要确立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认为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中，“那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真实画面，构成了电视新闻扣人心弦、动人心魄、引人思考的真正魅力所在”。“电视传播必须将老百姓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25]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新闻观念上的突破。

人文关怀落实在节目中，使中央电视台不仅摆脱了报纸附属物的被动局面，而且无论在公众亲和力、传播穿透力还是在节目精品化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媒体，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第一传媒”。就公众亲和力而言，以《东方时空》为例，现有的四个栏目板块中，有两个栏目便是对人文理念的倾力演绎：《东方之子》的定位是“浓缩人生精华”，专门访谈“其业绩或经历在当今能引起公众对其人生历程、内心世界、发展技巧的广泛兴趣，其兴趣或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的多样性、变动性”的人物，而制作者通过表现这样的人物，为当代观众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多色彩的感受和多层次的兴趣，并力图使节目同样成为变动的中国社会的缩影，以人的命运和感受展示一段历史。[26]已经采访了300多个“东方之子”的白岩松说，他作访谈处处以人为本，从不离开人去谈什么问题。在他的头脑中，没有抽象的事件，而只有涉及到人的时候的各种心态。这便是典型的“东方之子”的报道观念：它所强调的是人性的发现和回归，是人生经过轰轰烈烈的成功或者大起大落之后的返朴归真，而成就、业绩反倒是第二位的东西了。在他眼里，不觉得像季羡林、启功这样的大学者的一生给中国最大的贡献仅仅是学术上的。他觉得他们在人格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那些波折，以及最后依然在书斋里“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状态，可能对中国人的贡献更大，甚至超过学术。[27]如果说主持人对“东方之子”的访谈采取的是平视，其在处理的格调上是尽量将精英人物请下“神坛”，那么《生活空间》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虽然也是采用平视的姿态，但这个“平视”可以更多地理解为“对平凡人的重视”，而在处理格调上是重视进入镜头的每一个普通人物，用电视人特有的语言专心致志地拍摄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以此演绎生活中的真善美，以此表达对每个人的尊重，在内容和表达风格上处处体现对“人”的关怀。毕竟，节目要“讲故事”，没有故事，连老百姓自己也不会买你的帐的。普通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总结说：“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但事实上，对那些似乎太熟悉的事物却有着太多的有所不知。”（李东生、孙玉胜/1999/pp27-28）在我看来，这些“我们”的“有所不知”中就包含着故事，把“有所不知”的显现出来，就是生活中原汁原味的故事，其中该包含着多么丰富的生活知识和人文情怀！

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闻领域，《东方时空》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报纸向人文关怀的新闻理念靠拢，但其中做的好又真正体现人文高度的却属凤毛麟角。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南方周末》和中青报的《冰点》。这里只从编辑人的视域中对《冰点》栏目作一概览。有学者指称，《冰点》确实受到了《生活时空》的影响，但它并未硬去模仿，相反，它的报道理念相异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单波/2001/p269)在《冰点》主编李大同看来，把老百姓的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上媒介，还不算是新闻。他“反复强调的是要关注人群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这种命运和状态决不是因为它‘普通’而应当关注，而是因为它在特定时空中呈现‘不普通’才引起我们的关注。换句话说，只有普通人的不普通之处方能构成新闻，才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缺乏情节悬念的、琐碎的、不能提供感悟和共鸣空间的、大体在受众经验范围之内的（看了开头就知道了什么结尾）过分‘普通’的生活，决不是新闻的‘摇篮’。归根结底，媒介上的普通人的报道，不管因其曾经稀缺而引起过什么样的轰动，一旦成为新闻常规，最终还是不能摆脱新闻规律的制约：普通人的报道，照样要在新闻标准面前经受严格的考验。”李大同在分析“冰点人物”受欢迎的原因时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变迁，（即）他们身上反映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在当今社会的流行趋势中，成了一种‘稀缺’的品种。但这些‘稀缺’的东西，人们感到并不应该被湮灭，相反应当有较大的回归。这是一些不能用财富来衡量、随财富而增长、用财富可以换到的东西，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这些报道的新闻性，体现在‘少’（至少在主流媒体上）；体现在与社会流行观念及行为方式的反差上（如《北京最后的粪桶》、《不合时宜的人》等）。如果这两个条件丧失，也就难以构成新闻了。”[28]

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旧一新两个关于新闻（价值）标准的考量：一个是传统的新闻标准早就规定好了的公式，即“平常人＋不平常事＝新闻”。一个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层面的新闻标准——有关普通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因为与某些社会流行（时髦）的东西形成反差而被纳入了新闻的范畴，更因为社会变迁的缘故而显得“稀缺”，而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在西方新闻界，属于这个层面的报道被称之为“生活方式报道”，是从“新闻是相对的”这一认识中开发出来的新的报道空间。其对于新闻精品报道而言，这个“味道”、这个相对性，都具有很好的启发性，需要好好地去咂摸。

结语：新时期的世界观与新的传媒现实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