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早期小说文化内蕴解读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2)

    赵树理的早期小说中，作为文化内涵重要层面的地理风貌、自然景观却没有作为独立的描写对象出现。这并非因为赵树理欠缺描写风景的意识和能力，后来的《三里湾》勾勒了旗杆院、船头起、老五园、上滩、下滩、黄沙沟口、三十亩、刀把上、龙脖上、青龙背、回龙湾等自然景观，还匠心独运地通过画家老梁的三幅画将不同季节、现在未来的三里湾交织呈现出来，显示了赵树理对自然、风景把握表现的深厚功力。而早期小说中自然风光的缺失，原因不外有二：其一是赵树理为了照顾、适应战时农村读者的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他后来这样总结道：“我过去所写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里面，不仅没有单独的心理描写.连单独的一般描写也没有。这也是为了照顾农民读者。因为农民读者不习惯读单独的描写文字，你要是写几页风景，他们怕你在写什么地理书哩!”⑨ 其二是赵树理关注的是“问题”，而风景与问题没有关系，起码关系是无足轻重的。赵树理早期小说中自然景观的空缺，与其以前和同时期作家如鲁迅、沈从文、废名、萧红、孙犁等的小说将大自然当作重要的、独立的对象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使自身有了独特的个性。地理风貌、自然风景描写的淡化，并未减弱赵树理早期小说的文化内蕴：少了画意诗情，却多了粗拙厚朴；忽略了自然风景，却将更多的精力和目光投向了人文景观。换句话说，赵树理早期小说的文化内蕴在自然风景中的落空，转而在对人文风情、风俗习尚的关注、表现中得到了补偿和凸现。

    赵树理在风情习尚方面主要关注的是神灵崇拜、婚丧礼俗、诉讼等。不过赵树理与40年后寻根作家对风俗习尚的深情迷恋、深入开掘不同，他是将其纳入“问题”的框架之中，将之作为揭露对象而进行文化审视、解剖和批判的。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并不是作为小二黑和小芹的陪衬而出现的，他们不仅有独立的价值，而且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他们共同实现了赵树理对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崇神信鬼现象的忧虑和针砭。一个知根知底的论者这样写道：“赵树理有比这强烈，又普遍的材料，也想把它凑进去，因此凑成了三仙姑和二诸葛这两个人物。”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物有着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二诸葛就是赵树理的父亲与他（小二黑原型岳东至——论者注）的父亲的合体。”而三仙姑的原型则是赵树理下乡时认识的一个“每日起来也装神弄鬼”的“ 神婆子”⑩。在上个世纪初的赵树理的故乡，信神入教的现象非常普遍，不仅祖辈父辈，就是赵树理也一度是虔诚的信徒。他很小就随祖父念三圣教道会经，每天吃斋，饭前打供，一日烧香四次，十七岁又与前妻一起加入太阳教。在长治读书时还“迷信，不吃肉，当时还怕犯咒语”11。虽然赵树理在写二诸葛和三仙姑时带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功利性和倾向性，但却不同于一般的反封建迷信的作品，从而有了超越时空的持久和普泛意义。无论是二诸葛的“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还是三仙姑的“装扮天神”，都是对超自然力的神秘现象的崇信。而这对处于底层的民众似乎有着神奇的吸引力，即使解放以后一直到新世纪，都不绝如缕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由此可见，赵树理对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的表现，经受着岁月的淘洗仍然有着现实意义，这也说明一个忠实于生活和真实的作家怎样使自己的作品越出狭隘的目标而拥有了文化内蕴和艺术生命力，作品客观效果偏离、溢出了作者的主观动机。

    赵树理对农村中的婚丧礼俗非常熟悉，“参加过婚丧大事”12，因而关于这方面的风俗习尚成了他早期小说的重要内容。这里着重谈谈和婚姻相关的内容。赵树理十分重视并着力描写了婚俗中的细节，在《邪不压正》中他用了大量篇幅写了刘忠与软英订婚送礼的仪式：“这地方的风俗，遇了红白大事，客人都吃两顿饭——第一顿是汤饭，第二顿是酒席。”“这地方的风俗，送礼的食盒，不只光装能吃的东西，什么礼物都可以装——按习惯：第一层是首饰冠戴，第二层是粗细衣服，第三层是龙凤喜饼，第四层是酒、肉、大米。”“按习惯，开食盒得先烧香。……这地方的风俗，礼物都是女家开着单子要的。”作品多次写到“这地方的风俗”和“按习惯”等词语，表明了赵树理清醒而强烈的风俗意识，而行文将风俗介绍的框架与人物的具体行为交织在一起，从而使风俗意识和审美追求、共性呈示和个性展现得到了有机的统一。而《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将女儿小芹许配给吴先生、二诸葛给儿子小二黑收养童养媳的描写，既展示了在旧农村父母包办儿女婚姻的传统习惯，同时也表现了旧式农民以婚姻来攀附富贵或求安务实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在《福贵》中，我们欣赏到了这样独特的婚俗：穷人家给童养媳“上头”圆房时，虽然没法讲富人才有的排场，但还要借邻家梳妆、上轿，抬着在村里转一圈然后再抬回本院，走一走必备的过场。

    赵树理不仅写婚俗，还同样关心婚姻的延伸和结果，即家庭关系方面的传统习俗。赵树理非常关注新旧交替中的家庭，曾经长期构思一部名为《户》的小说，虽因故未能写出，但在《孟祥英翻身》、《传家宝》等小说中已经对这一问题有了精彩的描写。在这两篇小说中，侧重描写的是婆媳关系，而横在婆媳之间的“老规矩”成了作品引人注目的亮点：女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供人使用的工具。《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甚至不能有自己的名字，只能以婆家、娘家的姓氏即牛门孟氏而称谓。“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媳妇，不然的话，就不象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而孟祥英挨了婆婆、丈夫的打不仅不能还手，而且连躲都不行，还几乎被婆婆给卖到外乡。《传家宝》中的李成娘，则将“一把纺车，一个针线筐和这口黑箱子”当作传家的“三件宝”，并想以这些针线活和自己的生活习惯来管住媳妇金桂。而守旧规矩的婆婆和打破旧规矩的媳妇之间的冲突构成作品独特的艺术张力，也拥有了厚实的文化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