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早期小说文化内蕴解读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3)

    赵树理笔下的诉讼、差役等都非现代法律意义和机制上的行为，而是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虽然有固定的成员、程序和仪式，但依据却不是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而是只有心会却不可言传的潜规则，有着极大的机变性、人为性，因而具有极强的民间色彩和风情内涵。《李家庄的变迁》一开始就非常详尽地写了一场诉讼的全过程：主持诉讼的组织叫息讼会，由社首、村长、调解员、闾邻长组成，有证人、事主、帮忙等参与：还交待了诉讼前先吃烙饼以及谁吃双份、谁吃鸡蛋炒过的、烙饼的费用又由谁负担等细节；而诉讼的结果可想而知，完全由村长的意志支配，虽然开明绅士、调解员王安福坚持正义，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反而判有理的铁锁败诉。《催粮差》中的法律程序更具有戏剧性和民间性：司法警察的差使却可以雇一个煎饼铺里的伙计顶替；对同样上了传票的人，执法人却根据其地位而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县财政局长的弟弟“二先生”无视法律，还打了差人，警官崔九孩不仅不将其绳之以法，反而还向他赔礼讨好：而对农民孙甲午却施以绳锁——但并非就真的执法，不过为敲榨几块现大洋而已。而这些丑恶现象的描写正因植根于乡村之一隅，却超越了一般党派的政治批判，从而在更具普遍意义上揭示了人性和体制的罪恶。

   三 

    赵树理早期小说的文化内蕴不仅体现在风俗习尚的描写层面，更主要表现在对作为风俗习尚在主体身上的积淀即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的透视、开掘上。而赵树理花费笔墨较多的是对农民身上特有的那种丧失自我和主体意识的奴性的审视和针砭。

    这种奴性集中地体现在老一代农民身上，这是他们在长期的强权压制、奴化意识浸蚀下的必然结果，是旧的制度、风习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的伤痕。赵树理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准确地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老一代农民奴性的多种形态，表现了奴性在不同环境中的变体。这里有的是对神灵的膜拜，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有的是对官府、权力的屈从，如《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老宋：有的是对富豪的畏惧，如《邪不压正》中的王聚才。赵树理还进而透视了他们身上的主奴意识：王聚才面对财大气粗的地主刘锡元的逼婚，心中怨恨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只能以装病来逃避，以至后来刘氏父子被捉住挨批斗甚至刘锡元死了以后，王聚才还惧怕刘家的余威，因而不敢悔婚，而是要“看看再说”，但对女儿软英和软英的男友小宝却动辄打骂，专横而野蛮。老秦对阎恒元怕得要命，逆来顺受，连背地里说句不恭的话都怕人家听见了，但对老婆张口就骂，对儿子、女儿也是吹胡子瞪眼睛；就是对同样一个人，因前后认识的不同，态度也判若两人：起初听说老杨是县里来的官，老秦对之敬畏有加，待若上宾，而当一知道老杨也是长工出身时，就“马上看不起他了”，甚至出言不逊；最后阎家山的问题解决，他又跪在地上对老杨等人磕头。对农民劣根性的剖析，赵树理上承鲁迅，又融入了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思考。

    赵树理还对群体身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奴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挖掘，这群体没有名姓；是一种隐性存在，却带有更大的普遍性。《小二黑结婚》中这样写村民对恶霸金旺、兴旺的态度：“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李有才板话》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大家对喜富的意见，提一千条也有，可是一来没有准备，二来碍于老恒元的面子，三来差不多都怕喜富将来记仇，因此没有人敢马上出头来提，只是交头接耳商量。……有的说‘能送死他自然是好事，送不死，一旦放虎归山必然要伤人 '……议论纷纷，都没有主意。”这里表现的都是弱者群体面对恶势力敢怒而不敢言的心态和行为，他们对压迫他们的坏人充满着仇恨，希望他们垮台倒霉，但又不敢自己动手，怕给自己带来灾难甚至杀身之祸，因而只是观望、推诿、寄希望于别人，而自己能坐享其成。这是长期的奴役地位形成的懦弱、胆小、惧怕、妥协、退让的心理病变：他们既失去了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的豪情，也没有了团结一心、共同御辱的凝聚力。而更可悲可怕的是，一旦没有了强人的统治，他们还渴望一个哪怕是恶劣的人出头当家作主。《小二黑结婚》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山里人本来就胆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别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救会、武委会，刘家?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不久，县里派人来刘家?工作，要选举村干部，金旺跟兴旺两个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意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选为妇救会主席”。鲁迅对国民性“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概括在赵树理的笔下塑造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群众懦弱可欺的奴性是恶人的蛮横霸道造成的，反过来，蛮横霸道的恶人又恰是那些温驯可欺的群体培育造就的。赵树理不仅书写了群体的心灵病态，还直指产生精神病变的根源。在恶霸统治下沉默不语的庸众，在自己的农民政权中，同样哑然无声，这是赵树理对国民奴性的独特发现和犀利剖析。《邪不压正》这样描写在农会主任小昌主持的群众大会上“群众”的表现：“村里群众早有经验，知道已经是布置好了的，来大会提出不过是个样子，因此都等着积极分子提，自己都不说话。……别的群众，也有赞成的，也有连拳头也懒得举的，反正举起手来又没有人来数，多多少少都能通过。”当家作主的时代降临了，但“群众”却不具备当家作主的能力。参与和监督的缺失，以至于使原先是奴隶的小昌在当了主人之后，慢慢蜕变为新的恶霸。赵树理对隐性群体身上的奴性造成的恶果的揭示给人一种振聋发聩的警醒，他使我们看到了当年鲁迅对无主名杀人团这一现象的艺术展现在另一时空中的回响、延续和深化。

    赵树理不仅在老一代农民、隐性的芸芸众生身上发现了奴性，而且还进一步审视和揭露了那些富有叛逆精神、敢于和旧势力斗争的年轻新型农民身上存在的奴性，这既体现了赵树理忠实于生活真实的一贯风格，同时也显示了他对人性洞幽烛微的灵心慧眼和勇闯禁区的创新精神。《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作为当地有名的劳动英雄，却在是否参加斗争特务任二孩大会上“拿不定主意”，虽然在工作员的动员下决定参加，但暗地里却藏着这样的心思：“去就去吧，咱不会不说话?”赵树理并未因为孟祥英是劳动英雄就讳写她面对邪恶势力、生命危险时的观望、犹豫甚至投机心理，超越了将人物的品行、操守与阶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