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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早期小说文化内蕴解读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4)

2013-05-11 01:01 简单比附的思维定势和写作模式。不仅如此，赵树理还有意识地写了那些敢于斗争、被农民拥戴的新型农民，在恶势力的收买笼络下一步步丧失了斗志，却又转而与恶势力妥协，从而背叛了农民利益的现象。《李有才板话》中的马凤鸣见多识广，敢作敢为，是与阎恒元斗争的急先锋，但在得到了阎恒元给他的一系列好处之后，“见自己落不了空，也就不说什么了，别人再怂恿也怂恿不动他了。”这些都显示了赵树理对奴性存在的根深蒂固和普遍持久的思考和忧虑。

              四 

    赵树理早期小说文化内蕴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根植于国民心灵深层的人性之恶的揭露和针砭。人性之恶与奴性同为国民性、人性、人类精神的负面因素，但又有所不同。奴性是对强权的屈从、依附和投靠，而人性之恶则是对弱者的侵犯、凌辱和伤害，赵树理对这人性负面的两极都进行了定向的开采，并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否定和批判。

    作为人性恶主体之一的恶霸形象在赵树理早期小说中反复出现，几乎每篇都有。恶霸在现当代文学的话语中本来是个阶级性、政治性极强的群类，但在赵树理笔下，他们不同于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这些被脸谱化、标签化了的政治符码和时代共名，而是源于作者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对人性之恶的高度警觉、既个性独具又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这里有的是以财欺人，蛮横霸道：《邪不压正》中的地主刘锡元，财大气粗，以至于将已经有了意中人的软英逼迫作自己儿子的填房，给软英一家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屈辱和痛苦；有的是仗势欺人，嗜血如命：《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李如珍凭借村长的身份，反而让本来有理的铁锁付出高额赔赏金，并使之妻离子散。他还勾结黑暗势力，屠杀村民，双手沾满了乡亲们的鲜血。而《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兴旺，《李有才板话》中的阎元等则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来追求一己的私利，极大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如果说对乡村的恶霸及其危害性的揭露基本上还是与当时解放区的政治理论、文学创作模式相吻合的话，而对那些穷困潦倒、处于社会底层者身上的邪恶、狠毒的展示则显示了赵树理对人性探索上的新拓展。赵树理这样写道：“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分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13也就是说，在赵树理的认识中，人性之恶绝不是地主、官僚这些恶霸们的专利，它是超阶级的，在穷人身上同样存在。《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小毛，身本贫贱，但却依附李如珍等权贵，残害乡亲，做尽坏事。《催粮差》中的崔九孩，作为当差的司法警察，处于社会底层，但对上了“票子”而地位显贵的二先生不仅不秉公执法，还对其献媚讨好，而对偏僻山村的贫民孙甲午则又是锁绑恫吓，又是敲诈勒索，狡诈卑劣的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邪不压正》中的没有任何产业只靠说媒谋生的小旦，善于投机钻营，先是当地主刘锡元对软英逼婚的帮凶；而刘锡元倒了之后，他又投靠在新贵小昌的门下。在对人性恶的表现上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赵树理关注并且塑造了那些进入革命队伍尤其掌权之后就腐化变质的坏干部形象。《李有才板话》中的陈小元，原先是与封建势力斗争的积极分子，但在村民支持下当了武委会主任以后，经受不住一套制服、一支钢笔的诱惑，就开始与村民的对头阎恒元他们同流合污，反过来却对村民作威作福，役使他们为自己出苦力。《邪不压正》中的小昌，本来是地主刘锡元的雇农，但入了党当了农会主任以后，不仅多占了斗争果实，而且公然欺压住在同院的患难弟兄。更为有意思的是：地主刘锡元逼迫软英做自己儿子的填房，而当权之后的小昌，同样逼迫软英嫁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作为革命干部的小昌在做事为人上，同自己过去批斗的地主，已经没有两样了。“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尽是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14赵树理对革命队伍中的坏干部和革命干部变坏的思索和艺术表现，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历史和区域，有着更为普遍和持久的意义。

    赵树理对人性恶的观照和探索并未就此止歇，他还进一步深入到儿童的心灵和行为上进行考察和试验。《刘二和与王继圣》开头写了七个放牛娃在村外的荒草坪上放牛、玩游戏，但这种伊甸园式的平等、自由、快乐、和睦随着王继圣的到来就被破坏了。他对别的小伙伴张口便骂、举手就打，一举一动都显露出少见的乖戾狠毒，甚至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还阴毒地陷害救助了他的刘二和，让其遭受了毒打和屈辱。而作为放牛娃的小囤、铁则他们面对王继圣的专横跋扈也一改先前的平和、厚朴，不仅还口骂了还手打了王继圣，而且还把他手脚捆绑起来弄了个“老牛看瓜”。赵树理描写这些的时候显然有着明确而清醒的阶级意识，即王继圣对放牛娃的欺辱源于其父村长、地主的地位、身份，而小囤、铁则他们的恶作剧则根植于被压迫者后代天性中的仇恨、报复和反抗。不过，这里赵树理在几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身上所刻画的，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天真无邪的童心被阶级差别的扭曲、污染，另一面又像一面透明的镜子，将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暴力倾向、破坏行为暴露无遗。

    赵树理是一个政治性很强、阶级意识很自觉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心灵情感的作家，这就使赵树理的早期小说呈现了多元性、多义性。我们从文化视镜中透视、梳理、开掘其早期小说的文化内蕴，并非消解、否定其政治乃至阶级内涵，而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解读赵树理小说，以恢复赵树理小说的原生态的丰富性、多元性、鲜活性。

    注释：

    ①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四卷，第1825—1829页。②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③刘泮溪《赵树理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1月号。

    ④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