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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西方化”与“大气魄大气势”显然就是当今社会环境下已经“职业化”的现代文学研究自身结构的“健全”的两个基本要求与写作范式,这样的研究理路已经充分表明学术研究的历史文化从过去的“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转向“唯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为大”的崭新意义。从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来看,这种一味以宏大气魄与气势而展开的学术研究,表面看似完美齐全,实际上总是缺乏对文学本体的深入细致的探究,我们在浮面所见所感似乎也有“创新”“突破”的印象,然而那些潜在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和清晰可辨的创造新架势的强烈意识终究大大削弱了对文学问题本身的讨论,也掩盖了文学活动本身所应有的复杂性、多元性。事实上,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与作品内涵的不确定性使研究者在面对那些优秀的作家作品时往往歧见纷起,莫衷一是,研究者根本无法清晰地把握如此众多的文学创作里会存在那些统一和谐的特征与规律,在很多时候,那些完美齐全的内容的优美总结只不过是研究者自身的令人陶醉的分析所带来的意义和幻觉而已,与被分析的作家作品其实无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对于“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过分追逐,除了与之相适应的越来越广阔的社会变革和开放的崭新时代的 “全球化”的文化背景的重大刺激,以及文学研究自身已经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而发生演变、创造条件之外,这必然还涉及到当今社会环境条件下文学研究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富强的势不可挡的推动力。绝大多数学术刊物和不同学位申请的毕业论文的学术写作规范、价值取向的“西方化”,驱使这些研究者必须在自己的研究中以一种普遍性原则将中国文学的所有一切都定位于中西文学文化不断撞击交汇的思想基点上来加以论述,或者从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高度去“勇敢承担社会责任”,打破学界研究疑难问题时所固有的刻板、机械的思维,而一致性地转向以西方文学理论的更为新颖深邃、理性睿智的概念方法,试图把长久以来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扫而光。也正是从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学术视角,我们发现大量的西方话语模式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熔铸确实提高了这些研究成果的表层的学术性,也很好地突出了中国现代作家的许多创作实践的真相如此迹近西方文学理论高度的令人眩目的结果,但是这些片面追求“西方化”的研究成果所反映出来的新式的刻板与机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非现实的假定”和引人入胜的“术语创建”所带来的伤害与歪曲有目共睹。
认真细致地考察这些铺天盖地的“西方化”的话语批评,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只不过是它表达某种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的材料,阅读这些研究文字并不是在阅读文学,而是我们被强迫着阅读和理解某一种理论,这些“西方化”的研究者确实省去了详尽阅读能够生动反映这些西方理论话语的西方文学作家作品的功夫,只好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直走捷径,拿起这些耳熟能详的重要作家作品材料,扬起臂膀就把那些原来用于西方社会及其文学世界的各种理论搬来直接面对中国的文学文本,由此带来的文学研究不仅让我们看不到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艺术奥秘,而且也让我们无法收获一份具有明确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西方文学理论知识。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固然不能排除现代作家作品所展现的西方某种文学文化思潮与文学精神的影响及其特征,但是研究者更为重要的学术目标应当是对可能在西方影响之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进行研究而不是其他。即便是运用“西方化”的理论方法或者是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西方化”的影响,这也只是从研究角度上提供了一个“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和机会,就是说,同样是这些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在这里却要采取一种“西方化”的特殊方式加以重新理解,但它依然是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研究这些“西方化”的文学文化思潮与文学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影响在哪里,而不是全面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中所呈现的“西方化”的文学景观和生活景观有多少。
应当看到,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方法的“西方化”和论述框架的大气魄大气势,体现了“职业化”的学术研究外观形式的表现要求(即学术论著在外在形式上只有具备了富丽堂皇的论述框架,才会被当前盛行的专业技术标准所真正认可和高度评价)。这样一种变格的学术写作形式在学术界至今仍然缺乏深刻的反省意识与理性认知而大行其道,而真正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常常会在气势磅薄的大批评面前失去自信力。
近年来,由于“职业化”的学术写作要求(不能简单研究一个作家作品的片断,要力求研究出他们的整体)和学术任务的“高质量”的目标实现(不能仅仅分析和展示文学的表象,要力求以深沉阔大的思维研究出他们更为丰富的本质意义,体现出一种能动的主体创造),一大批研究者为了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气势磅薄的整体性和本质性的感知品格,却能在相当短小的篇幅里建立起“一览众山小”的宏大的论述框架。全凭这“大气魄大气势”的手笔描绘即可呈现和涵容研究者极为“宏阔”的学术思维及其感受能力的“精到”与文学体验的“深刻”(事实上,令人眩晕的迷人的大气魄大气势的学术思维的精髓在于强调学术研究与外部环境的宏大博远的关系和把文学文本的解读强调到“大文化批评”的巨大意义上,这种时尚简直就是一种学术领域里的具象化的幻觉病态,它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让更多的人不再关注文学艺术本身,从而造成我们对文学的判断能力、鉴赏能力的下降直至瘫痪),那种研究这个学术论题的“舍我其谁”的气概已司空见惯,而钟情于“我必须成为这个问题研究的第一人”的学术宏愿与学术行为已成时尚。这些在大气魄大气势的凝神静思之后的果实,正是当今中国学者“职业化”意识不断觉醒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