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胡适的白话文学观_现当代文学毕业(3)

    实际上，他的这种白话语言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但丁及意大利文学的影响，也应该视为全球化语境的产物。胡适由于留美的经历和敏于思辨的先天素质，使他较早地关注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文学，并从但丁的俗语观中得到启发，从而形成自己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但丁，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和意大利文学的奠基人，不仅以《神曲》奠定了他文坛巨人的地位，而且在理论上大力倡导俗语，号召人们抛弃僵化的、与日常生活脱节的拉丁文，要求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语。他的《论俗语》和《飨宴篇》，有力地论证了俗语的作用和地位，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乃至欧洲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胡适倡导白话文学运动，学界普遍认为他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比如，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八不”就与庞德等人的“六个不”极为相象。但实际上，这只是表层现象，因为胡适对语言的理解与美国意象派诗人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层概念错位的问题16。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与作用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上，他受但丁的影响更大，或者说正是但丁，使他最终厘清了白话文学语言观的理论依据和史学依据，并由此构勒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大厦的基本图式。

但丁所反对的拉丁语与我们的文言文极为相似，曾经是意大利正统的“民族语言”。拉丁语（Latin），本来是古意大利半岛中部拉丁姆地区（古罗马的发源地）和罗马帝国的语言，属印欧语系。随着罗马人征服欧亚大陆而扩及到欧洲的其它部分、西亚、南亚地区。公元前二世纪，希腊语法传入罗马，罗马人便将亚历山大里亚语法体系的原则用于拉丁语，这样，拉丁语便逐步规范起来，以标准形式出现。到中世纪，拉丁语便成为古罗马的官方语言，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媒介和上流社会学术文化的话语表现方式。因此，拉丁语与俗语的区别，主要是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的区别。但丁之所以要取代拉丁语，是因为它失去了天然的基础，与中国的文言文一样，拉丁语最初也是从俗语中产生的，但一经规范后，便演变成了人工的语言，只有少数的人能够运用它。当时，在意大利、只有贵族的孩子才能入正规的拉丁语学校学习，且必须经过勤学苦练才能掌握，但丁称当时的拉丁语就为“文言”（Grammatica），它与日常生活话语严重分隔，日趋僵化、修琢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复兴初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为此，但丁主张用“俗语”来替代拉丁语。他所谓的“俗语”，主要指罗马民间的俗拉丁语，即“罗曼语”。在《论俗语》中，但丁提出了以俗语为基础建立标准的意大利民族语言和文学语言的理论主张，并对俗语及其优越性作了具体的阐释。我们知道，《论俗语》是但丁的未完成之作，传世至今的只有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第一部分，他在《论俗语》第一卷第一章中指出：“所谓俗语，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语之时，从周围的人们听惯而且熟习的那种语言，简而言之，俗语乃是我们不凭任何规律从摹仿乳母而学来的那种语言。”“这种语言是人人所必需的，因为不仅男子，甚至妇女和儿童，莫不尽其性灵之所能及去掌握俗语。”17这种俗语是本色的和天然的，也是自然生成、约定俗成的。但丁认为仅意大利一地至少有十四种方言。他主张从中选取一种合适的方言进行筛选，从而建立一种符合规范法则的光辉的意大利语，“以免语言因个人篡改而至流动不居”。他对意大利语提出了四条标准，即：“意大利的光辉的、中枢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18。并在《论俗语》第一卷的第17、18 两章中，作了专门解释。经但丁等人的大力提倡之后，人们逐渐抛弃了拉丁文对思想和情感的束缚，用自由、俗白的俗语进行创作，出现了但丁、薄伽丘、拉伯雷等俗语作家，迎来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曙光。

    20世纪初中国的语言现实与文艺复兴前夕意大利的情形极为相似，远在美国的胡适，以极为睿智的思维和敏感的眼光，意识到了二者间的相通处和暗合点，形成自己的白话语言观。他决心在中国成就但丁一样的伟业，在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白话文运动，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今日看来，现代白话文运动，虽是时代的感召，但胡适的个人作用也不容小觑。正如萨丕尔所说：“文学史上进行思考，行动，梦想和反叛总是具体的个人，个体的行为在文学变革中的作用常常成为一个显现的历史创举。”19胡适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完备的知识结构，独特的自身经历和敏感思变的先天素质等综合因素，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他几年后，能够立足北大，“暴得大名”，看家本领便是首倡现代白话文运动，这甚至也是他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主要贡献之一。

    在胡适看来，欧洲中古时期的作家使用的拉丁文，也正如中国的文言文一样，是“死文字”，它们在意大利和中国只能桎梏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一些豪无价值的 “死文学”，由但丁所创造的以俗语为表达方式的意大利新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是“活的文学”。胡适说：“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如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20因此“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的用国语著作文学，还不算希奇。只是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拉丁文，真正和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汉文，有同样的艰难。所以英法德各国语，一经文学发达以后，便不知不觉成为国语了。在意大利却不然，当时反对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最有力的但丁和阿儿白狄两个人），又有了那些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国语 '”2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在但丁及意大利文学身上，找到了他的白话文学语言观的理论依据和行动依据。他进一步论证道：“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语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话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语。这部喜剧风行一世，人都称他做‘神圣喜剧'。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便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22至此，他便放心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何以中国至今还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答案只有一个，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23因此，便形成了他的白话文学语言观：“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