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胡适的白话文学观_现当代文学毕业(4)

    更为重要的是，胡适从意大利文学由拉丁文向俗语变化的轨迹中，从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大实绩中，意识到了语言的力量，在他看来，语言的解放，不仅是形式的解放，更是思想的解放，是思维方式的解放。他在谈《新诗》中，异常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这种观点：“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 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解放；十八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茨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24

    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从“二元背反”的思维模式去观照问题。所谓“二元背反”（Binaryopposi-tions）原是一个哲学命题，产生于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即在认识上，依据个体信奉的中心立场，将外部世界中各类复杂的矛盾，统一简化为一对对绝对性的矛盾，其行为上必定是支持一方，反对一方且根本不认同矛盾互补、互换、多元共存和求同存异，实质上，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有着普遍性的市场，从五四发韧期的文白之争，到二三十年代的种种文艺论争，都可以从中看出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子。在内容与形式之间，过去我们总是看到二者的对抗性，没有顾及它们的统一性，总是看到二者的差异性，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我们总是嗜好在语言与思想间排出一个主次和先后顺序，总是天经地义地认为“语言从属思想”。因此，过去理论界一直持这样的观点，认为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及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只是一场语言工具运动。随着西方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发生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应当重新审视语言的作用，重新评价胡适的白话文学的语言观，并重新思索白话取代文言究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颠覆性的变化。

    西方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说：“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以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发展的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25从西方语言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那种认为思想在先，语言在后，内容在先，形式在后的传统观点是非常不全面的。实际上，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难以分出谁先谁后的，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否认，语言的确具有工具性，但那主要是对物质实在指称意义而言的。在思想层面上，语言与思想具有同向一致性。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文化的进步，生活在语言世界中的人类在表达思想时，没有语言的帮助是不可能的，现代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是语言本体论，认为语言是思想的本体，人的语言过程即是思想的过程，人类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的世界。现代西方语言学的鼻祖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十分明确地厘定了该观点。他认为：“语言就像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26也就是说，当人们表达某种思想时，不可能在不使用语言的情况下，却又能非常明晰完整地将其内容传达出来。萨丕尔认为：“几乎在语言表达开始的时候，思维过程就像是一种精神泛滥，就渗进来了；并且，一个概念一经确定，必然会影响到它的语言符号的生命，促进语言的进一步成长。”27从事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力图获得思想和情绪以及表达这种思想和情绪的过程。文学的本质就是人们把思想或情绪的感受，通过语言这一独特的载体加以创造固定的结果，是对人类的存在及情感观照的感性化、个性化和审美化的描述。把人的存在旨归为语言，是现代西方哲学对人的本质的一种重新认知，这种认知甚至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震荡。若我们能以这样一种新的语言本体观的眼光来重新观照胡适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便可认识到，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工具的革命，或文学形式的革命，更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是深层面的思想运动。从这一视角来看，“五四 ”文学革命正是通过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确定来实现的。它是从单一的、僵化的、封建的大一统的思维模式转向开放的、发散的现代思维模式的革命，从古代汉语的思想体系转向现代汉语的思想体系的革命，“五四”新文学运动正是在内容与形式统一性的意义上完成的。而在当时的语境中，胡适对此已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今日看来，实为难能可贵。正如他在《尝试集》自序中所言：“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有人问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 '是什么，他们可就回答不出了。这是一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28因此，周策纵指出：“从‘五四'时代起，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无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29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胡适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与但丁的俗语观之间，还存有不少不同之处。首先，或许由于心态和形势等方面的原因，胡适并没有像但丁那样实事求是认识拉丁语的结构严密和谐优美的优势，并把它杂糅到俗语中，然后建构意大利民族语言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基本否定了中国文言文精练典雅的优点，只是倡导在古代白话和现代生活白话中，建创现代白话，这样，无疑就有造成隔断中国文化之嫌，并再次陷入“二元背反”的怪圈。由此观之，20世纪20年代的学衡派对胡适的指责及90年代发生的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激进与保守的论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其次，由于中国与意大利的现实条件及文化积淀的不同，胡适倡导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效果与文艺复兴不可同日而语。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但从时间上持续了二三百年，造就一个辉煌的时代，而且在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了巨人，该时期，意大利乃至欧洲，可谓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涌现出以爱拉斯谟、莫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以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家和以但丁、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学家，他们在不同的界域，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而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则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政治运动的冲击，急功近利的心态等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巨人”的水平和层次，影响了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其效果是难以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