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史学评论(2)
2018-01-12 06:18
导读：当然，王阳明建立心学体系的本意，是要将外在的天理置于主体的心中，将外在强制性的普遍道德律令，化为主体的道德自觉，以拯救“纪纲凌夷”、“病
当然，王阳明建立心学体系的本意，是要将外在的天理置于主体的心中，将外在强制性的普遍道德律令，化为主体的道德自觉，以拯救“纪纲凌夷”、“病革临绝”的朱明皇朝。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遂亡”。由于王阳明学说强调主体自我的意义，重视主体自我“灵明”的作用，主张“为学须得个头脑”，于是为士人的个性解放大张其本。加之其左派后学的进一步鼓荡，遂对晚明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对于这种王学思潮发轫的影响，晚明文学家袁宏道曾说：“至近代王文成公、罗盱江辈出，始能抉古圣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系文、武铎，以号叫一时之聋聩。”[5]（卷41）其弟袁中道也说：“自东越揭良知，以开天下学者，若披云见日矣。”[6]（卷9）明末史学家张岱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7]（《王守仁传》）思想家黄宗羲说：王阳明学说出，“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3]（卷首《师说》）这些都说明了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说在当时所产生的破除迷信，张扬自我的意义。影响及于学术，则是提倡创新精神和学术个性，所谓“只眼”、“独见”、“自得”等类的词语，充斥于学术批评理论的表述之中。“四库”馆臣称，“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8]（卷88《史纠》提要）其中所谓“务翻旧案”，从积极意义上讲，也正是这种张扬自我、逆反传统成说的精神，在晚明的史学评论中的表现。二 “本自心师，非劳旁启”：晚明史评自我意识的张扬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对于史学评论的影响，首先表现于对于历史是非的评判方面。在这方面，整个古代史学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表现得比晚明时期更为突出。历史是非的评判，实质是社会价值体系在历史认识上的体现。对于中国中古社会来说，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的价值标准便很地一直是衡量历史是非的正宗准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一代代的历史，基本都是按照这些正统的价值标准进行裁量的。宋代以后，这种以儒家价值标准或道德纲常作为衡量历史是非唯一正宗准则的意识，又被程朱理学从本体论的高度作了论证而得到强化。因为理学化的历史评价标准及理论有利于封建国家的思想文化控制，适应近于凝固的自然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制主义、宗法制度和伦常秩序，所以也格外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推崇。从史学的发展看，对于历史是非价值评判的准则，从程朱理学的诉诸“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到王阳明的将之诉诸主体的“良知”及“与愚夫愚妇”之同的转变，显然为其从不可变更的原则走向是非评判的相对化、多样化转变提供了认识论上的依据。尤其王学所鼓吹的“不信自家原具足，请君随事反身观”；“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4]（卷20《示诸生三首》）强调主体认识的意义，认同人人本然具足之良知，坚持以自己的理性和良知独立地判断事物的精神，以及张扬自我的“狂者胸次”，更是直接形成了促使史学家突破封建专制思想的藩篱，独立认识历史的理论渊薮与思想动力。例如，祝允明曾在自己的史评著作中指出，对于以往的一些理论，人们往往只是一味地顺从思想权威而不敢予以讨论，“以声与势而从焉，而强讷焉而不敢尽焉”，是害怕正统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治的压力，“病声”、“病势”，“为声若势而不言”，他说：“今天下学士，或抱哲姿、蓄广学，终不敢言性恶者，岂皆中诚哉？言之必获戾，以为儒家罪人，此病声也！附孟而吠荀、杨、皇甫、司马氏者遍四海，阅数百年，万万喙，吾敢以一舌抗之乎？是病势也！”[9]（卷2）在《罪知录自序》中，祝允明论道： 叙曰：允明异夫近代学士，辨之弗明，辄措安之，往往视古人臧否事为应趋，背劝惩，每至朱紫易采，土炭倒衡，非尽由其不思，抑党同比周，迷弃本情，怵势以乏勇也。于是素所研揽，好恶必察，平心反复，群而不党。姣丑既辩，予夺皎然。其间，慕善若懿亲，疾奸犹至仇。烝民秉彝，回鉴即得，何必强抑皇畀，偏逐时情者哉！然以为至当无二，未决谐否，期就有道，积久弗露。今焉日月逝矣，河清几时？一日翩然取一二大者发列之，命曰《罪知》。或有往昔讥评，悬符鄙见，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亦颇条撮梗系而辅之。然斯本自心师，非劳旁启，故时复尔，弗藉繁援。又如朝章风草，理绝从违，世务蒿眸，谈非容易，不忘言者，具在《通》、《杂》二篇，兹亦不及。噫嘻！是耶？非耶？我不敢知。盖宇宙茫茫，终归腐亡，聊自信以行志，无论知不知，毁誉祸福，虽然将怒骂者滔滔焉，亦听之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