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史学评论(3)
2018-01-12 06:18
导读：明确表示对那些“强抑皇畀，偏逐时情者”的虚伪不以为然，而自己则要“本自心师，非劳旁启”，对历史做出独立的真情评价，“是耶？非耶？我不敢知
明确表示对那些“强抑皇畀，偏逐时情者”的虚伪不以为然，而自己则要“本自心师，非劳旁启”，对历史做出独立的真情评价，“是耶？非耶？我不敢知。盖宇宙茫茫，终归腐亡，聊自信以行志，无论知不知，毁誉祸福，虽然将怒骂者滔滔焉，亦听之而已矣。”表现出对自我充满自信的肯定，和有意张扬自我精神的“狂者胸次”。 在晚明一些富于独立精神、张扬自我意识的史学家看来，成为真正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自己对历史是非的独立的价值判断，认为一步一趋地对前人鹦鹉学舌，只能失去史学家的独立人格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史家：“今之践迹者，皆婴儿之类，须赖有人在前为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今之所谓师弟子，皆相循而欲践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10]（卷32《孟轲》）甚至提出的“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10]（卷首《世纪列传总论》）对史学家的这种要求，“异端之尤”的李贽，在《藏书·史学儒臣传》第一传《司马谈、司马迁》之后，曾有深刻的阐述。针对班氏父子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的批评，李贽论道： 李生曰：此班氏父子讥司马迁之言也。班氏以此为真足以讥迁也，当也。不知适足以彰迁之不朽而已。使迁而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则兹史固不待作也！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故虽以游、夏文学，终不可以赞之。言不待赞也，而况为之传与注乎？盖夫子之心，则天下后世之人自知之矣。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无害其为可知，又何必穿凿傅会，比拟推测，以求合于一字一句之间也。当时惟有左氏直传其事，使人详其事，览其词，高下浅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为经作，而《左传》实自孤行，良有见也。《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窥也与。若责以明哲保身，则死于窦宪之狱，又谁为之？其视犯颜敢诤者，又孰谓不明哲与？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李贽的《藏书》，是中国史学史上，明确在人物分类中列出“史学儒臣”专类的史学著作，其中将史学家置于词学家之后，数学家、艺学家甚至经学家的前面，反映了他对史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之地位的重视。李贽在这里提出的史学家对于历史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要言“吾心之言”，否则“兹史固不待作也”的理论，是从反对思想文化专制的立场，对史学家的史识及史德问题的讨论，较之刘知几的“直书”说有更深刻的思想。可以说李贽这些对史学家品质的论述，正是他所谓“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11]（卷1《答耿中丞》）张扬自我，追求独立人格的意识在史学中的具体体现。 当时很多涉及历史评论的言论或著作都或多或少表现出这种反对既定的权威是非，追求独立表述自我观点的思想倾向，例如当时的吕坤，就认为真理的认识，“人人都有分”，谁也没有权力垄断。他说： 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圣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圣人之道”；言必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谁敢决之？然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时复，非圣人之制所能尽。后世苟有明者出，发人所未发，而默契圣人欲言之心，为圣人所未为，而吻合圣人必为之事。此固圣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骇也。[12]（《道体》）
所以他因有感于朱熹的《通鉴纲目》“人拟之《春秋》”，“后人奉若蓍蔡，噤不敢出一语”，而实际上却是“宗孔子所讳以为书法，无乃泥其迹而失其义”，其中“有关于世教略而不书者，有关于国体可以不书者，有事系纲常不可以人废人者，有渠魁协从不可以概论决者，有罪坐所由不当理见获者，有舍其重而罪所轻者，有迁怒而加以无罪之罪者，有劫于重大之名而乏南史之直者，有大书而分书、当分书而大书者，有当附见而特书、有当特书而附见者，有好恶之过而予夺不协于中者”遂“厘之共七百七十六则”，撰成《纲目是正》一书，来“颠倒”朱熹所定的历史是非。[13]（卷3《纲目是正序》）此外如钟惺《史怀》“隐括正史而论断之”，“上下数百年，扫理障，决群疑，洗沉冤，诛既死，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一裁之道义经权而各成其是”，[14]（卷首《陶圭甫题刻〈史怀〉序》）表述自己对历史的不同裁决。陈继儒则“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遂撰《读书镜》十卷以明之。[15]（卷首《自序》）甚至士子吴从先等根据姚舜牧《史纲要领》改编、并托名李贽的《史纲评要》，虽然很多具体的观点与李贽相悖，但是在序言仍然借李贽的口吻表示说：“人各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布衣可以参衮钺之权，月旦非以擅《春秋》之柄。遇恨则骂，遇嬉则笑，遇快则赏，遇奇则惊。遇愤激则按剑相从，遇节侠则欲以身代。可以史臣之肺腑通之我，可以我只肝胆照史臣，纵口横笔，太史公复起不易吾言，而后读史无遗憾也……故同是不妨独非，同非不妨独是，莲华作舌，芙蓉为剑，爱则亲，疾则雠也。千秋万国，昏明之异君而忠佞之异臣，一听其笔舌以发落……卓吾乃敢取所评定者以贻史臣辱？噫，既评矣，又安得不另立议论与史埒！”[16]（卷首《序》）其张扬的自我意识，自信的狂者胸襟，鲜活地跳动在这部史评著作序言的字里行间，展现着当时一些史学家对于历史价值评判的问题上追求独立意识的精神躁动。三 “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晚明史评的理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