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史学评论(5)
2018-01-12 06:18
导读：这里，李贽首先依据王学以“无善无恶”规定心体的说法，从讨论人性问题出发，在强调了历史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和历史性的同时，又进一步从人性论的高
这里，李贽首先依据王学以“无善无恶”规定心体的说法，从讨论人性问题出发，在强调了历史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和历史性的同时，又进一步从人性论的高度，更明确地论证了为什么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为什么不能“遽以定本行赏罚”的史学理论问题。李贽论述的所谓“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也，亦无定论”，也就是人之心体“无善无恶”，“夫未发之中，是太虚本体，随处充满，无有内外。发而中节处，即是未发之中。”“良知知是知非，原是无是无非，正发真是真非之义，非以为从无是无非中来”的哲学翻版，以及其在历史价值评判中的具体体现。因为“无”是对先验的“有”，即既定的价值标准的否定，从而使主体的选择得到解放，“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既定的、权威的善恶是非标准，在“无”的发展的不确定性中被消解。所以李贽明确提出“执一便是害道”，反对以既定的、唯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芸芸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是非善恶。在《藏书》卷三十二《孟轲传》中，李贽同样是从人性论的高度发论道： 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为至善，而其德为明德也。至善者无善无不善之谓也。惟无善无不善，乃为至善；惟无可无不可，始为当可耳。若执一定之说，持刊定死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后世，是执一也。执一便是害道！
这样李贽便在王世贞论述的基础上，又向张扬自我、否定既定的思想权威的立场跨近了一步。 反对“执一”，反对以既定的权威是非价值标准衡评历史，裁量历史人物，实际也是晚明很多史学家的共同的思想倾向。例如李贽的挚友、史学家焦竑在他的史著《焦氏笔乘续集》卷三中说：“圣贤之言岂一端而已？学者当曲畅旁通，各极其趣，安有立定一说，而使天下强屈其见，以从一家也！”[19]明末的史学家张岱的《四书遇》亦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一再强调：“盖一执，则非独未得者不能进，即已得者亦块磊不化之物矣。”[20]（《论语·子罕第九·缊袍章》）所以“执一便是害道”，也是晚明士子张扬自我的抗议呼声。既然认为执一就是害道，反对执一之说，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执一？不执一，执什么呢？晚明学者邓以赞认为“学问须求自得”，须“从身心上寻”，[3]（卷21《邓以赞传》）史学家焦竑说：“学道者当尽扫古人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19]（《续集》卷2）史学家张岱亦云：“凡学问最怕拘板，必有活动自得处，方能上达。”[20]（《论语·学而第一·时习章》）吕坤干脆直白：“我只是我！”[12]（卷1《谈道》）“此心果真有不昧之真知，不可强之定见，虽断舌可也，决不可从人然诺。”[12]（卷1《存心》）这些就是说是非评判的标准应出自主体的判断，一切既定的尺度都是应该扫除的“刍狗”。关于这点，李贽曾撰述了《童心说》，做了理论性的阐述。《童心说》在李贽的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一般多以它为依据讨论李贽的文学思想，其实它也是反映李贽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在这篇论文中，李贽首先界定了什么是“童心”，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里，以“真心”及“最初一念之本心”来界定童心，显然具有从孟子到王阳明所说本心或本体之知，以及王畿所说的“初心”和泰州学派主将罗汝芳所说的“赤子之心”等观点的学术联系，[3]但是李贽更把“童心”作为个体存在的依据，所以李贽进一步阐述说： 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11] （卷3《童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