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源流考（近代、现代部分）(10)
2018-01-13 01:23
导读：逻辑证明即所谓演绎，其结论只能揭示其前提中已经蕴含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一种分析判断，结论不能陈述多于前提中所说的东西。而判断的前提是观察
逻辑证明即所谓演绎，其结论只能揭示其前提中已经蕴含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一种分析判断，结论不能陈述多于前提中所说的东西。而判断的前提是观察得到的经验真理，其结论也只是经验真理，并不比前提有更多的确定性。因为判断的结论的可靠性、确定性，要依赖判断的前提的可靠性、确定性。一旦判断的前提不可靠，其结论必定失效。与分析判断相反的是综合判断。综合判断能够给我们以新的知识，因为它的结论不是从前提中分析出来的，而是通过经验加上去的。但是因为一切由经验提供的综合判断都是可以怀疑的，所以综合判断同样不能给我们以绝对确定性的知识。总之，无论是分析判断还是综合判断，都不可能提供绝对确定性的知识。追求绝对确定性，是形而上学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赖欣巴哈看来，黑格尔哲学就是这种“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寻求的牺牲者”[37]的典型。
通过这些分析清洗（elimination），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谓信誉扫地。但是，在实证—分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逻辑经验主义者反形而上学的主张受到一些哲学家的质疑和反驳。
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命题是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因此应该拒绝形而上学。这实际是提出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标准问题。对此，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作了分析批判。他认为实证主义关于“意义”（meaning ）或“意思”（essence）的概念不适用于分界，因为形而上学尽管不是科学，却不一定没有意义。用有没有意义来分界，会使界限不是太窄就是太宽，这种分界标准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波普尔还指出，自从弗·培根以来，大多数人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它的“观察基础”，即归纳方法，而伪科学或形而上学的特征却在于“思辨方法”，用培根的话来说，就是用“心灵的预期”（mental anticipations）来代替观察的事实。然而这种看法与科学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高度思辨、高度抽象的，远远离开了可称其为‘观察基础’的东西。一切想表明这种理论也多少是‘以观察为基础’的企图，都是没有说服力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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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 ）从本体论上批判维也纳学派的观点。维也纳学派认为，关于本体的问题，即“形而上学”问题，是不能证实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应当从哲学中清除。蒯因不同意这种看法。在他看来，本体论问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存在什么”（What is there）的问题。 而对“存在什么”的表述问题又可分两种：一个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另一个是语言使用中何物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承诺”问题。“这里所考虑的不是本体论的事实，而是对论说的本体论许诺。一般地说，何物存在不依赖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但是人们说何物存在，则依赖其对语言的使用。”[39]蒯因认为，名字、名词和谓词的使用都不足以使我们承担本体论的承诺的责任，只有语言架构中的“约束变项”或“量化变项”，才有本体论的承诺问题。“我们关于本体论许诺的准则：一实体为一理论所预设，当且仅当为使该理论中所肯定的陈述是真的，它必须属于约束变元的值。”[40]在蒯因看来，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对“存在什么”的一种表述。因此，“我们之接受一个本体论在原则上同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是相似的。……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41]这就是说，我们承认某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承认某种约定，即理论对某些存在物的存在的预设，而这也就是在作出某种“本体论的承诺”。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卓有成效地证明，即使是以“拒斥形而上学”相标榜的经验论者，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抱持着非经验的教条，即“形而上学的信条”。
蒯因之后，牛津学派的重要代表斯特劳森（Peter Frederick Strawson，1919- ）提出了描述的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并以之反驳和取代修正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描述的形而上学是对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的实际结构的描述，而修正的形而上学则与生产一个更好的结构有关。”[42]所谓“修正的形而上学”，是指历史上盛行的那种力图展示终极性第一原则的形而上学。它们不满足于语言结构中呈现的现实世界，而力图通过理性思维或直观去寻找那超越于日常说话方式、日常思维方式的事物，并认为这样的事物才是真正根本的。它们用这样的事物来构成和提供种种世界图景，如普罗提诺的“太一”，莱布尼茨的没有窗户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目的仅在于描述我们的概念构架，或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它不直接地去谈论“世界上有什事物存在”， 而是讨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通过考察我们谈论世界的方式来揭示呈现于我们理智中的世界。由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来进行，因此我们也只能在语言结构所规定的范围内去讨论现实。总之，描述的形而上学要讨论的不是宇宙、上帝、灵魂，而是我们讨论它们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联系，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可识别性和前后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和思维结构。斯特劳森认为，历史上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和康德是“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代表；笛卡尔、莱布尼茨、贝克莱是“修正的形而上学”的代表；休谟则游离于二者之间，有些方面是修正的，有些方面是描述的。斯特劳森把自己放入“描述的形而上学”阵营，但他并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对“修正的形而上学”横加排斥，相反，他认为，“修正的形而上学的成果永远是饶有兴味的。……它们中最好的，是内在地值得尊敬并具有持久的哲学效用的。”[43]斯特劳森所作的工作,对推动形而上学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