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源流考（近代、现代部分）(4)
2018-01-13 01:23
导读：本体论哲学在进一步发展中遇到了双重挑战。首先，近代自然的发展证明，能够堪当说明世界重任的，只能是科学，而不是哲学。科学不仅能说明现象，也
本体论哲学在进一步发展中遇到了双重挑战。首先，近代自然的发展证明，能够堪当说明世界重任的，只能是科学，而不是哲学。科学不仅能说明现象，也能揭示带普遍性的本质和规律；不仅能了解事件的结果，也能追究产生结果的原因（虽然不是终极原因）；不仅能说明世界的局部，而且能了解各个局部之间的真实联系；至于在已知的局部之外的整体，在已知的现象背后的神秘本体，科学家拒绝发言，并指出这种发言方式的虚妄。
其次，哲学自身的发展也证明，人们对本体的认识所达到的结果，不全以本体的状况为转移，而是同人们如何去把握本体的认识方式紧密相关。对对象本性的理解，往往决定于人们对认识本性的理解；对世界的本体和本性的理解，取决于人们把握世界的认识方式。[7]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开始把目光从客体转向主体，以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为最高原理，在哲学中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这次革命的当然结果，哲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到所谓认识论的问题上。
正是在这一哲学研究重心转移的过程中，休谟和康德对本体论哲学提出了怀疑和责难。休谟以不可知论的形式，实际上否定了追寻本体问题的可能。他从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断定感性知觉之外一概不可知，在知觉以外的任何东西，无论是物质实体也好，精神实体也好，究竟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从而将实体、本体一类的问题归结为我们的经验无能为力的“超验”问题，认为对这样的问题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只能存疑。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认为，旧的本体论不考察人是否具有把握世界本体的能力，便大谈世界的本体如何，这是不可能的。传统哲学一方面认为人类理性天然具有一种对事物穷根究底的要求，这种必然倾向或自然意向产生了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所提出的问题又是理性能力所无法解决的。因此，他的任务便是在认识之前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由主体认识能力的范围和限度来说明知识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范围和限度。因为在康德看来，“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办法。别的途径是不行的。”[8]黑格尔评论道：“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观点，即在于教人在进行探索上帝以及事物的本质等问题之前，先对认识能力本身作一番考察功夫，看人是否有达到此种知识的能力。”[9]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这里顺便提一下，摩拉甚至认为：“整部《纯粹理性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被本体论纠缠而深感困惑的人的作品。”[10]）一书中，把狭义的形而上学分为超验哲学（transcendental philophy）和纯粹理性的自然学（physiology of pure reason）两部分，“前者只处理在与一般对象有关的概念与原理的系统中的知性与理性，而不考虑可能被给予出来的对象（这是Ontologia即本体论）。”[11] 康德对本体论作了如下界定：“这门科学的最主要的目的，即用纯粹理性的一些原理来论证出关于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和来世的知识。”[12]（这里虽然使用的是一个学科概念，实际上只是康德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他经过“批判”后断定，这种研究一切存在的最后根据和绝对本体的学问是不可能的。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只能获得经验科学的知识，却不能获得关于超验的“物自体”的知识；当理性企图超出现象界去追求“物自体”时，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即“先验幻相”。这样，康德就继休谟之后，进一步宣判了“一般形而上学的死刑”。康德写道：“它（指先验分析）的原理仅仅是揭示现象的原理，而具有傲慢名称的本体论宣称要为一般事物（things in general）的先验综合知识提供系统原理（因果性原理），必须让位给对纯粹知性（pure understanding）的分析这一谦逊的名称。”[13]恰如文德尔班所评论的那样：“这位哲学家（即康德）在沃尔夫学派的朴素的唯实论中成长起来，沃尔夫学派没有郑重考虑就认为逻辑必然性与现实性是同一的。康德能从这个学派的禁令中自觉解脱出来是由于他看出了：用‘纯理性’，即通过纯逻辑概念活动，不可能‘构成’有关现实事物存在或因果关系的任何东西。形而上学家是‘诸多思想领域的空中建筑师’；但是他们的建筑与现实没有关系。”[14]康德对本体论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所说的那样，“康德对于有关实在的知识的说明和他对于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形成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