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源流考（近代、现代部分）(6)
2018-01-13 01:23
导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与旧的本体论有同有异。其同在于：它仍然保持了本体论在其开端处——柏拉图的哲学中先验范畴推演的建构方式和纯粹原理的品格，正因
黑格尔的逻辑学与旧的本体论有同有异。其同在于：它仍然保持了本体论在其开端处——柏拉图的哲学中先验范畴推演的建构方式和纯粹原理的品格，正因如此，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不过是逻辑学纯粹原理的领域；其异在于：针对康德对本体论的批判，黑格尔改进了理性工具，在逻辑学的建构中，不再是使用传统的形式逻辑的方法，而是发展出一套纯粹概念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自我运动最后又回到自身的辩证法，并借助它完成了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体系的一次辉煌建筑。黑格尔说：“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或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前述的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而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21]
黑格尔构造的由概念自身运动造成的纯粹逻辑演绎的体系，被看成是支配一切又统领一切的原则。作为纯粹的原理，这个体系被称为纯粹的哲学，它在一切科学之外又高于其他科学。其原理既覆盖自然界，又覆盖人类和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它是纯粹理性的体系，因此必须作为纯粹思维的王国来把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对传统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持批判态度，但他同时又为“形而上学”留有余地，甚至把他的批判看作是为一种未来的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奠定基础。对黑格尔来说，重建“形而上学”的任务已经地完成。他曾经在积极的意义上重新肯定了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假如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它的情思、它的风习和道德已变为无用时，是一件很可怪的事；那么，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当从事于探讨自己的纯粹本质的精神，已经在民族中不再真实存在时，这至少也同样是很可怪的。”“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22] “至圣的神”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但它清楚地表明：对黑格尔来说，哲学仍然是居于为其他科学提供基础并支配其他科学的王者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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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哲学的这种理解，最集中地表达了整个传统哲学对哲学的理解。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1931—）说：“自希腊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想和社会思考的框架。‘哲学’（‘爱智’）就是希腊人赋予这样一套映现现实结构的观念的名称。”[23]
我们已经简要地考察了从古代到近代本体论哲学的演变历史。在这个历史的开端处和终结处，也就是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那里，我们看到一种哲学形态上的相似性。柏拉图奠定了本体论的雏形，确立起纯粹概念推演的思辨传统，黑格尔则使这种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辉煌的完成并发扬光大。从柏拉图和黑格尔哲学的相似性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是古代世界的黑格尔，而黑格尔则是近代世界的柏拉图。的确，从本体论哲学的形态上说，黑格尔的《逻辑学》与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是遥相呼应的，以至有的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内容方面至今仍是后无来者，如若它前有古人，那就是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24]。
学界曾有一种误识，以为近代哲学的重心是认识论，仿佛这样一来，本体论哲学的理念就不再起作用了。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应该看到，近代哲学重心的转移以及休谟和康德对本体论的质疑并没有改变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传统哲学的基本性质。因为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前提的改变。实际上，从古代到近代，形而上学一直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支柱。主张有一个永恒的实体和超验的本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成为根深蒂固的“模式”，贯穿于古典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而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高峰。所以康德在批判“本体论”的同时又假定“物自体”的存在，在宣判传统“形而上学”死刑之后，又试图建立“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可以说，近代哲学重心的转移并没有改变“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前提，而只是改变了探讨本体的方式：它不问本体是什么，而问如何认识本体；它不用本体说明一切，而用人的理性解释世界。这样，先验哲学就成为“形而上学”的近代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