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动态轨迹(5)
2018-01-13 05:26
导读：17世纪后，农民逐渐演变为农奴，因为此时农民与地主的租约中添加了一项条件，即农民按约向地主租用土地并得到地主的资助，但其债务和耕作义务是建
17世纪后，农民逐渐演变为农奴，因为此时农民与地主的租约中添加了一项条件，即农民按约向地主租用土地并得到地主的资助，但其债务和耕作义务是建立在不中断这些义务基础上的依附关系。1646年的登记造册又使这种依附关系化，农民的身份也因此恒定化。彼得一世的改革没有触动这种关系，但通过国家义务的统一化即兵役和纳税义务的泛阶层化使国家利益把的全部力量和手段都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完成了国家制度由旧基础向新基础的过渡，强化了帝国意识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形成了严重对立的金字塔社会结构。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不仅摧毁了彼得一世吸收西方文明进而实现俄罗斯化的初衷，而且使沙皇制的治理体制面临着信任危机，制约了俄罗斯成为“第三罗马帝国”[10]神圣理念的实现。
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各阶层的开明人士都在反思俄罗斯落后于西方的深层社会根源进而明确提出反对农奴制。1861年3月3日在经过数年的思想酝酿及沙皇、贵族和农民的残酷博弈后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向汇集在莫斯科中心跑马广场的人们宣读了解放农奴的宣言并颁布了农奴制改革的法令。法令宣布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地主再不能将农奴像物品一样出卖、典押、交换和赠送了，地主也不能禁止农民结婚和干涉他们的家庭生活，农民得到了用自己的名字订立契约、从事手和商业、拥有动产和不动产及进行诉讼的权利，农民还取得了脱离农奴地位、成为市民或商人的权利。此项改革对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意义是：第一，在社会结构上打破了地主与农民的二元结构，“平民阶层”[11]成为推动社会的主要力量，从而为沙皇制的覆灭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奠定了阶层和知识力量的积聚；第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治理体制。改革打破了国家纳税阶层的界限，地主的特权遭到削弱，从而为国家权力直接深入到社会最基层铺平了道路；第三，从当时的国际背景看，这次改革所体现的其实就是俄罗斯的本土因素在世界普遍现代化进程推动下的无奈变化，是外源性的推动而非自身的突变，因而注定是非彻底的、非自觉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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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伟大的实验
有关十月革命产生的根源、实现的形式以及所具有的区域及世界范围内的意义学术界的探讨可谓汗牛充栋。从学术的视角来看，学、学的较多，社会学特别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展开分析的略少[12]。十月革命及其产生的苏联模式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以先进阶级的意识取代落后阶级形态的首次最彻底的转型类型，其历史地位学术界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就社会转型本身的研究角度而言，十月革命具有偶然状态下的突变特点，它与1949年革命的胜利不同，中国革命及其完成的社会转型是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流血斗争获得的，在斗争的过程中社会转型的思想基础在不停地修正和改变，因此革命胜利后指导社会转型的思想明确且较为成熟。
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十月革命及苏联模式又是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现代化的继续，是社会发展模式的自我改变。从治理体制看，在1547年加冕“沙皇”建立了君主制的国家政权，此后约半个世纪的君主与贵族和臣民的权力斗争，到1613年建立罗曼诺夫王朝时，形成了过渡性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国家政权，然后又朝着君主专制的方向发展，直至18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最终确立下来。1861年的改革虽触动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根基，但由于抵制改革的力量十分强大，改革本意所导向的从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渡能量在一个两极化的刚性社会里转化为破坏稳定或导向激进变革的因素。
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和1905年俄国的革命再次迫使沙皇政权推行改革以求自保，这就是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13]，在某种意义上这次改革是1861年改革的延伸，它用暴力和经济手段比较彻底地破坏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制度，加速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但从治理体制看，这次改革的保守性相当明显，巩固专制统治的主观动机与经济改革的客观效果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最终以斯托雷平的遇刺而宣告失败。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沙皇俄国的军事失利为十月革命的爆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