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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冲突(2)

2018-01-19 01:42
导读:然而,中华文明却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它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然后在华北平原,再后是往长江以南发展,它


然而,中华文明却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它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然后在华北平原,再后是往长江以南发展,它虽然也有来自北方的蛮族的军事侵扰,但并没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所以军事征服者反过来又要被它的文化所征服。以为中心的印度文化通过罗什、达摩西来,法显、玄奘西访,取经、讲经、翻译、,逐渐渗透到华夏文化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和艺术中。华夏不仅有了化的哲学的产生,而且在回应的挑战中又产生了宋明新儒学。尽管传入后影响很大,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象西方文化那样产生明显而持久的断裂,中国文化的主干和基本内核并没有改变。并没有激起根本的价值大转换,并没有形成一个象西方那样足以同皇权抗衡甚至凌驾于皇权的力量。中国的文化璀璨绵延,历史悠久,直到近代,它所承继包含的基本上还是秦汉以来就已大体形成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就已经是光辉灿烂,然后是秦始皇的大一统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汉朝对这种大一统的巩固,从而确立了基本的文化格局。此后一千多年,虽有改良和革新,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龙的传人,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儒学定于一尊而又兼容释道的文化。中国文化以其特有的悠久、单纯的传统,以其特有的凝聚力和消化力,进入了近代世界一体化和文化大交流的时期。

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却满怀好奇,他们知道东方有一大国,有一独特的文明,有着繁荣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但是对这一文明的性质和内容却是若明若暗。中国对他们仍带有某种神秘和传奇的色彩,此前,西方人听过马可·波罗带来的神奇消息,看见过由中国制造的精美的产品(常常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但与中国人的接触主要还只是少数先驱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较早就和中国人做开了生意,而重要的是,一批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传教,其中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驱是利玛窦(1552-1610年),他于12世纪初到达北京以后,换上士人的长袍,在谈论孔孟学说中宣传义,但只得到了某种有限的成功。而传教士在菲律宾却取得了极大成功,甚至在日本也进展迅速,而在中国却碰到了一个根基深厚、稳定单纯的文化传统的壁垒。因此,此后两百年间,虽有几百名传教士陆续到来,却收效甚微。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比较一下此前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是很有戆的。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而中国人对外界却有点淡漠置之。实际上,早在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具备了越海远航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十五世纪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来证明。但是当时的"西洋"不过是南亚和西非,中国的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动力。这种动机的缺乏不仅和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也和追求和谐而非扩张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相关联。

那么,到十七世纪,中国学者又是怎样看待西学的传入呢?随着西方传教士陆续带来的书藉和技术,中国学者的反应是:一方面,一批先进的学者表示了欢迎和好奇,如徐光启、方以智等,甚至康熙大帝玄烨在支持这种交流的同时,自己也撰写自然科学论文。但可以说,即使这些优秀者,也还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西方文化,还是一种被动的,对送上门的东西的感兴趣。而另一方面,顽固者则极力排斥西学。如此看来,中国人对西方的暧昧不明程度比西方人对中国的暧昧不明程度更甚且不很好奇。

十八世纪比起十七世纪来是一个倒退,由于教皇与中国皇帝的冲突,康熙的继位人禁止了,而教皇则压制了耶稣会,贸易也被严格地限制。雍正、乾隆时期,对内的文字狱和对外的封锁,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延缓了历史的进程。但有趣的是,当时,遥远而封闭的中国却成为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灵感的一个源泉,成为他们赞美的一个楷模,并因此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发生过有益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被忽视),实际上,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胜过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西方人当时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是以为支柱的,然而,他们现在却发现一个不信的古老王国依然保持着繁荣强大和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而当时的欧洲又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榜样(即使在许多方面是以讹传讹的)就被他们援引来作为摆脱教会束缚,进行社会变革的武器。例如,十八世纪最大的一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论》中写道: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博士在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一位专制君主,但他是按"自然法"进行统治。中国社会在魁奈看来接近于完善社会的理想。总之,中国在一些启蒙学者的著作中,几乎被描绘成一个美好的天堂,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这种偏见却带来积极的社会结果,这确实是一件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事情。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憧憬向往还不仅限于知识阶层,在社会上也出现过中国热,人们热衷于在艺术、建筑、园艺、陶瓷等方面运用中国式图案,在富有的宅第中摆设进口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建造中国式的宝塔。而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仍然是淡漠,关上原先开启的大门,并没有在士人中激起什么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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