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2)
2018-01-20 03:24
导读：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郑郊说：“故汇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于人，精于理，精于事，精于文，便览读也。已抑扬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郑郊说：“故汇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于人，精于理，精于事，精于文，便览读也。已抑扬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则无为贵汇矣。”[6]提倡汇史贵精，这是可取的史学编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编纂，学术化程度不高，多表现为“汇史”。不过，综合体通史，《史记》以后，也就《通志》，其他鲜能成功。明代有这么多的综合体通史，已很不错了。
明代中后期，产生了那么多通史著作，这种现象如何来理解？综合体通史的出现，是明代中叶“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后的产物。在理学统摄一切的宋明时期，汉唐学术文化遭到了否定，传统的经史文本鲜有人注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断层”。至明代中叶以后，在外部社会思想的变化、内部学术自身否定之否定双重作用下，出现复古思潮，经史文本又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不过，“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难以遍览，于是有人开始删繁就简，编纂通史。郑郊说：“汇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势难卒业；且其中义例不当，畔教悖理，滥也尚矣。”这是说，通史的编纂，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供简明的通史读本，让普通士人有个历史读本。二是为了解决编纂指导思想问题，借改编之机，写出更符合时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为时代服务。除了共同性的通史要求外，这里关键的是史家不同的主体重构。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历史认识活动，历史编纂是一种主体重构活动，史著的编纂有一个不断重构的规律。史著的不断重编，主要取决于史家对历史的主体认识。史家作为史学认识主体，由于时代、史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诸多不同，对前人编纂的史著不满意，于是就产生了重编动机。明代的通史编纂，从史学思想来考察，唐顺之、邓元锡、邵经邦、吴珫、许孚远、魏显国、张萱是一派，他们的史学思想是主流的理学化史学思想，而李贽表现为异端的启蒙史学思想。“荆川《左编》，乃以评隲品类；李贽窃取，标新见奇，銛锋所趋，巧言偏词，忿设无由，是非何能不纷纷耶？邓潜谷《函史》，盖欲随而维之”[7]。称《左编》按照评判标准分类，《藏书》标新立异，“议论颇见责于儒者”，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不过，说《函史》想弥合《左编》与《藏书》之间的对立，可能是误读了。《函史》和《左编》间有否有关系？《左编》刊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其后几年，正是邓元锡开始作《函史》时间。从时间上考察，它们应该有关系。不过，《函史》和《藏书》间恐没有直接的关系。《函史》成书于隆庆五年至万历二十年（1571－1592）间，《藏书》成书于万历十年至二十七年（1582－1599）间。也就是说，《函史》写作时间早于《藏书》。所以，说《函史》弥合《左编》、《藏书》之偏差是不正确的。至于说《函史》水平“度越”《左编》、《藏书》，这也是郑郊作为明朝人的评价。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从实际成书来看，明朝的通史编纂，在郑郊之前，主要是唐顺之《左编》、邓元锡《函史》、李贽《藏书》三种基本模式，郑郊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这三部通史著作。他对三种通史模式进行了认真的批评。“本朝若（唐）襄文之《左编》，邓氏之《函史》，大底皆祖《史记》。《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李卓吾因是编以成《藏书》，而是非颇谬，欲以黄老之道废圣人之大中至正之学，不足谈也。潜谷先生学术醇深，《函史》一书，功大力宏，精矣，其失也侈。夫以一人之心而欲合《尚书》、《春秋》之义，该纪传、编年之体，大书小书，尽人尽物，直欲令三千年人物、度数、文章尽于数十部书中，不亦侈乎？且已作帝纪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大臣谟》。……大臣贤者，如汉之公孙弘，唐之狄仁杰、裴度，宋之李纲之流，先生既微抑之，不欲与于大臣谟烈；又心惜之，不欲列之名臣，止附之帝纪之内，是矣。然秉均奸臣如汉之董卓、梁冀，唐之李林甫、义甫，宋之丁谓、王钦若、秦桧、史弥远之徒，亦皆附之帝纪，虽叙事中邪正自见，然于体制则无别矣。余观先生述作之功，是是非非，理明义正，不袭不悖，知其于道深矣。先生高风远韵，既为有明有数人物；而《函史》一书，亦为天地间有数之书。……予于《函史》不揣仰同者十之三、四，其不同者十之五、六”[8]。郑郊这段史学批评，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左编》、《函史》祖《史记》，这个观点，只能从综合体通史风格来理解。讲《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这个评语是到位的。第二，说李贽想以黄老之道替代唐顺之的治乱思想，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李贽实际是以启蒙史学思想代替理学化史学思想[9]。第三，说邓氏是“有明有数人物”，《函史》是“天地间有数之书”，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检明清学人对邓元锡及其《函史》的评价，也就郑郊此论最高。第四，郑郊推崇《函史》的通史构筑模式，但不完全认同。他觉得《函史》存在“侈”、“体制则无别”二个弊端。他想在《函史》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明代的通史编纂事业。当然，《藏书》是一种异端史学模式，自不在考虑之列。真正对郑郊作《史统》有影响的是《左编》与《函史》两书。对《左编》、《函史》的肯定与批评，就形成了郑郊设计《史统》的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