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5)
2018-01-20 03:24
导读：第三，尊师统。《史统》于“道统”分师统、儒统、诸统三大部分，而尤重师统。“自有人道以来，尧舜三代以君道正庶物；而师道之盛，实始宣圣。师道
第三，尊师统。《史统》于“道统”分师统、儒统、诸统三大部分，而尤重师统。“自有人道以来，尧舜三代以君道正庶物；而师道之盛，实始宣圣。师道如天，高而虚；君道如地，大而实。故君有土，而师无位；然君不得师则无以成其君。此天地之大经，生人之所以立命者。予于师统，一本于天地之至道，条贯统绪，颇具微意，以俟百世”[22]。朋友也谈到了这点，“君道、师道并出而维宇宙，而师道则又所以维君道者。三代之运将终，首出股肱，其道其德其才，不能尽合于古，于是上帝降而诞于东鲁，是为仲尼。持名教，笔六经，以教天下万世”[23]！君道、师道并出而维宇宙，而师道则又所以维君道者，这就是郑郊所理解的治统与道统关系。
第四，“宪君子而贱小人”。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人的评价，自然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明尤其是晚明时期，社会上十分讲究君子小人之别。这种君子小人理论，也流渗透到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史著的编纂之中。郑郊说：“余意古今人才，唯有君子、小人二者不容混杂。其余从政，各有作用”[24]。何谓君子？何谓小人？郑郊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天地之来阔矣，数千百年之中，乱多而治少，小人多而君子少，夫均是人也。何以辨其为君子、小人哉？以天下为心，以纲常为命，以性情道德为治，以诗书礼乐、仁义廉耻为日用饮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谓之君子矣。以势利为心，以苟得为命，以妻子、田园、刀贝、珠帛为治，以谗谄险诐无耻为日用饮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则谓之小人矣”[25]。可见，郑郊君子小人区别的标准，就是儒家的义利。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就是君子；以势利为心，追求物质利益，就是小人。如此完整的君子小人定义，在晚明时期不多见。“是书大旨，原在采古今之善恶，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至于官爵崇卑，此一时遭遇也，代有□革，不足详述”[26]。“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这是郑郊作《史统》的使命之一。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传统史学中，主要有史记派、春秋派、考据派三大流派。郑郊总的说来是理学化史学派，但不完全相同。宋明理学化史学属于一种价值评判性史学，他们的历史评判，主要集中于对历史进程与历史人物的评判[27]。在历史进程上，讲究道统论；在人物评判上，讲究君子小人的区别。而这两种评判的核心标准是“圣人之道”，也即理学。如果我们的分析不错的话，那么《史统》就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史学作品。
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郑郊的理学化史学思想，也有不同于前人之处。理学化史学的高峰期是南宋中期至明代中期。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复古主张的深入人心，汉唐传统学术精神开始占居学坛主流。在这种情况下，郑郊坚持走理学化史学道路，不可能不打折扣。《史统》的变化之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统》力图合春秋派与史记两派精神于一体。“《春秋》一书，自是圣人造化心手，开辟以来奇作，非后人可僭拟。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足矣。若必貌其皮毛，亦欲寄一字于褒贬之中，时势既异，情理俱乖。苏氏有言‘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焉宜且僭，则善矣”[28]。这段话表明，郑郊反对形式上的模拟，重视从精神实质上学习《春秋》，“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同时，也提倡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如在三国正统问题的处理上，就有所变化。“陈寿、司马温公以魏正统，既失天理之公；而《纲目》帝蜀，又微失轻重之平。今一准《春秋》之法，据其事而书之，庶几无憾”[29]。
第二，在人物写作上，反对完全的道德化，要求写出人的自然属性、精神丰采。“然欲以三代纯德退汉、唐、宋人物，其意盛矣，抑气运不齐，人才各异。今欲齐以三代纯德，则失其自然之道矣。史家叙事，当如写生，各貌其人之精神面目而出之，足矣。若欲增损五官，易其妍丑，则非矣。况萧、曹、房、杜，器量淹远，有之纯德，恐亦未也。萧、曹可以居于大臣，而霍光、狄仁杰不与焉，此予之不解者”。《函史》以“三代纯德”进退历史人物，在郑郊看来，有失“自然之道”。“史家叙事，当如写生”，这是郑郊史传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