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4)
2018-01-20 03:24
导读：《史统》是一部理学化史学范型的通史著作。郑郊历史思想，有较浓的理学色彩。他对历史学性质是这么定位的，“史者，穷理尽性之书也”[16]。这是一
《史统》是一部理学化史学范型的通史著作。郑郊历史思想，有较浓的理学色彩。他对历史学性质是这么定位的，“史者，穷理尽性之书也”[16]。这是一种典型的理学化史观[17]。郑郊还片面地将史著的首要任务定位为辨统。“《春秋》者，圣人之辨统之书也，不以威势强弱为得失。……自孟子以后，圣学湮塞，作史者不明天人大道，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18]。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春秋》是一部“辨统之书”。弦外之音，《史统》也是一部以《春秋》为效法榜样的“辨统之书”。在郑郊等理学化史家看来，孟子以后传统史学的衡评标准是相对的，“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不值得提倡；只有永恒的、至高的“天人大道”，才是应该提倡的历史绝对衡评标准。辨统，正是郑郊编纂《史统》的核心目标所在。
不同的历史解释理论，产生不同的编纂模式。《史统》是从天人关系、治统与道统关系的变化来观察中国历史演变轨迹的。郑郊认为，历史是“道”的演变史。“道者，所以传天地之终始者也。天地不知其所以始，则亦不知其所以终；而能知其终始者，道也。昔者圣人传古今也，略于传事而详于传道。以为道者，事之所从出焉者”[19]。“道”到底是什么？“道”统摄天地历史的终始，人类社会自“道”起步，也自“道”终结。冥冥之中，这个“道”可以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和西方家提出的“绝对精神”已有相似之处。郑郊进一步提出，“道”不是完全抽象的，它有具体的载体，这就是“统”。统的表现，或治统，或道统。郑郊认为，道的离合，决定统之分合，“帝王之兴，应五运，得天统；与闰位、沴气，皆不能别逞私臆雌黄”。他研究历史，“主于明统”，“辨运会之偏全，明阴阳之离合”[20]。按照这个理论，《史统》的体系构筑，有几个特点：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第一，治统分档次。郑郊从天人离合关系出发，将中国历代政权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正统”为“前三代”夏、商、周、“后三代”汉、唐、宋。“正而不统”是指西周、东周、蜀汉、东晋、南宋。“统而不正”是指西晋、隋。“不正不统”，是指魏曹丕、吴孙权、宋刘裕、齐萧道成、萧梁衍、陈朝陈霸先、梁陈外荒、五代列国、五代割据列国志。“正统之变”指秦、元。每一朝，大体上分世纪、大臣、大将、藩臣、名臣、后妃、贤女、宦官、外荒几部分。“故于离合之间，首列正统，以为天人之所应顺者。次列正而不统者，重世及也。其所以次于正统者，所以示运会之离合，举其实以示后人，使后之为人君者，凛然知天命之去来无常，而保先业之不易也。然而正而不统，则必有诈力之雄，裂其疆幅而有之，而后祖宗之大业遂分。新造之兵威，与退守之气势，强弱不齐，尚矣。……次列统而不正，所以抑之，出于正而不统之下也，见诈力之不知名义也。不正不统，又抑下之，诈力之不如诈力也。正统之变，抑又下之，出于诈力仁义之外者，天地之大变也”[21] 。我们仔细一下这一段话，可以发现，郑郊优先考虑的是人统是否合乎天统，坚决反对人们用“诈力”取得政权。天人相应，人统合乎天统，就是正统。否则，按天人相离程度，依次为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至于变统，那是儒家仁义、权臣诈力之外的少数民族掌握的政权。这是郑郊从“阴阳五行自然离合”变化中出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此皆阴阳五行自然离合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见也。明乎予说，则古今正统之论，可以□然而无疑矣”。这个理论在今天看来是先验、唯心的，但在当时，代表了郑郊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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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严中外之辨”。夷夏关系向来是汉族史家编纂中国历史文本时考虑的一条重要原则。郑郊按内夏外夷原则，将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列为“外荒”。“荒，必为中国大患者，乃录之”。如东晋之五胡、南宋之女直。“荒服虽盛，中夏正统一日未绝，亦当严内外之辨”，这体现了时代特色。在满族由关外而入主中原的年代里，郑郊写《史统》，不可能不讲民族主义史学精神。这也是时代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