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7)
2018-01-20 03:24
导读：其次《史统》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主流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郑郊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中国史学史上内容较为丰富的一段，各种新的史学思潮层出不穷，主流
其次《史统》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主流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郑郊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中国史学史上内容较为丰富的一段，各种新的史学思潮层出不穷，主流史学思想普遍遭人怀疑。经历政权更替的清初，人们多关心现实的富贵生活，少有人潜心读天下书。“即潜心读天下书者，然圣学不讲，心性不治，不能反身而诚，则不虚不明，谁复知天人之大道？其于圣人中正仁义之旨，《春秋》笔削忠恕之微，无所折衷。人持一心，心持一意，决发于喙，喙宣之书，恍惚雌黄，自适而止”[35]。即便在遗民史家群中，也更关心故国历史的保存。从事古史研究的人不多，朱明镐在从事历代正史研究，王夫之在读《通鉴》，写《读通鉴论》、《宋论》。郑郊是惟一一位在做中国通史编纂的人。《史统》如此坚持正统立场，高扬主流史学思想旗帜，在当时已很少有人能理解郑郊编纂的良苦用心了。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重新从故纸堆中检出《史统》这样一部作品来加以研究，真有晃若隔世的味道。不过，我们又很清醒地意识到，史学史研究毕竟不是“点鬼簿”，而是为了搞清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作“实态研究”。《史统》的发掘，表明了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从全面了解明清之交史学来说，《史统》是值得研究的。
当然，理论有高低之分，史观有唯物与唯心之分，有政治化史观与学术化史观之分。我们承认郑郊《史统》的理论价值，并不能因此就不能指出它的不足。传统中国的宏观历史理论，多从天人关系入手考察。司马迁首先提出的“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种典型的认识模式。邓元锡、郑郊的历史理论模式，也有类似特点。不过，他们所谓的“究天下之际”，显然不同于司马迁。司马迁讲天人之际，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他观察中国历史的变化，更重视经济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而邓元锡、郑郊更强调天人的合一，以道贯通古今。道的阴阳离合，决定社会运会的偏全。这个“道”，更接近于“绝对精神”。也就是说，前者有唯物色彩，后者更多的是唯心色彩。
其次，打破时间顺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唯物史观主张史著的编排，既要遵循逻辑原则，又要遵循历史原则，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传统的叙事派史家也主张按时间顺序排列中国历史政权的系谱，而理学化史家主张按先验的“道”支配下的“统”，重新排列历代政权系谱。“道”是理念的、超时间的。这种结构，有点类似今天的逻辑、理论层面。不过，这是一种唯心的史观。它的问题在于，优先考虑逻辑原则，其次考虑时间原则。为了道、统，历史事实的时间顺序可以牺牲。一般说来，正统论是一种政治化道德论。这种正统论，停留于理念层面已经够伧。如果再付之实践，编成史著，那是更不堪设想的。郑郊批评《左编》结构混乱，“《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君始自汉，而臣则纂及于战国。汉、唐、宋正统外，篡夺之君皆黜之。而其臣又与汉、唐、宋并列，殊觉不伦。文辞亦未经删定”[36]。其实，《史统》同样存在结构混乱毛病。将中国历代政权系谱，按正、统、变原则，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这同样是一种“乱”。“君子著书立言，一秉虚、公，何患不行世乎”[37]？虚、公确是一条理性准则，但准则不是空的，它仍依托于一定具体立场。郑郊所谓的“虚、公”原则，就是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德原则。他不怕《史统》不行世，可实际寸步难行。《函史》出来以后，已经难为人所接受；《史统》如果出版，应该说更难为人所接受。从《史统》结构来看，郑郊没有走出《左编》、《函史》以来僵化的通史认识模式。
结论
1．遗民史家郑郊的《史统》初成于明末，终成于清初。这是一部定稿，可惜没能出版。《史统》一书，风格兼于《左编》与《函史》之间。从思想上说，继承《函史》多，即治统与道统说是《函史》的；而从分类安排的体例说，学《左编》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