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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特矿统制述评(4)

2018-06-26 03:13

德国对华军事援助主要是在1935－1938年间，德方愿意向提供军援的主要原因是德国需要中国的特矿产品。1935年5月，德国经济部长沙哈特致函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表示德国完全愿意并有能力大量采购中国的矿产及农产品，并且以德国高度的全力提供中国所需的各类工业产品。[19]　1935－1938年间，中国用特矿产品换来了大量的德制武器装备。这些武器主要有要塞炮、重榴弹炮、防空炮、迫击炮、野战炮等，步枪、手枪、重机关枪及子弹，坦克、机动战车以及望远镜、钢盔、机动通讯器材、防空装备、架桥设备等，还有海军的快艇、鱼雷、潜艇和补给舰等等。国民政府还以特矿产品为抵押得到了德国的贷款。1936年2月，德国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2.5亿马克的贷款来购买包括德国的军火和其他工业用品在内的物资，而且可以将一亿马克的物资先行输华。1936年4月中德达成协议，德国国家银行向中国提供一亿马克的贷款，国民政府以透支的形式，向德国订购兵工器材及陆海军装备，中国则以德国所需的钨、锑、桐油、生丝、大豆作偿还。[20]国民政府用其中的90％从德国购买武器装备和兵工器材，其余近10％由资源委员会向德国购买机械、、化工、冶金等重工业设备。


据统计，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从国外进口的武器装备中有83％来自德国，有将近三十万军队接受了德国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还有三十万也准备在短期内采用德国步兵师的编制与装备。德国的这些军事援助在抗战初期为抵抗日本侵略起了一定的作用。参加“八一三”抗战的国民政府军第87、88、36师就是全部德式装备，他们凭借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高昂的抗日爱国热情，痛击日军，迟滞了日本侵华步伐。1936年9月至1937年2月间，从德国进口16门8.8公分要塞炮，配制于江阴、南通、南京等要塞，对抵抗日军沿江西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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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本曾强烈要求德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使中德关系每况愈下，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1938年，德国与中国还达成一个口头协定，德国愿提供2000万马克的货品给中国，换取中国每月800万法币的原料，其中矿产至少占一半，即钨砂500吨、锡50吨、锑300吨，一年总值7000万马克。可以说，正是对特矿产品的强烈需求才使德国愿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

1938年，德国对华援助基本结束，苏联成为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主要国家。为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杨杰在1937年底赴苏,与苏联达成向中国提供除步枪之外二十个师武器装备,以及65架双翼驱逐机并附武器弹药的协议。苏联指定中国以锡、铅、钨、锑、铜、镍等金属原料偿付这些军火的费用，不足之数，用茶、生丝、棉花、羊毛、牛羊皮作为补充。杨杰认为：“如能经常供给苏联上述各项原料，则此后向彼续商接济军火，当较易办到，盖苏联军需对上项金属原料甚感缺乏，若能补其所缺，自可供我所需。”[21]基于此，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派孙科为特使，三次到苏联商洽军事援助借款，贷款总额为2.5亿美元，贷款年息为三厘，中国用这笔贷款向苏联购买工业用品及设备，并在十年内每年以价值1000万美金的商品和原料偿还贷款和利息，这些商品和原料正是苏联急需的钨、锑、锌、锡、镍、红铜等金属原料和茶、丝绸、棉花、药材等十三类物品。从1938年6月开始到1940年9月，中国用苏联的贷款向苏联购买了七批“特种财产”，包括飞机885架、大炮940门、机关枪8300挺以及无线电设备、载重和轻便汽车、救护卫生车，总价值１.225亿美元。[22]　　

在争取苏联对华援助的同时，国民政府亦以特矿产品为抵押，谋求取得英国的贷款援助。1939年8月，中国获得了第一次300万英镑的中英借款，并以出售农矿产品所得价款拨存伦敦中国银行以专款储存备付。1941年6月，中国又获得了500万英镑的英国借款，仍由中国运至英国的农矿产品作价偿付。

1940年4月，中国乘美国大量储备重要军需品原料的机会，与华盛顿签署“滇锡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美国贷给中国2000万美元，年息四厘，由中国银行担保。贷款用于购买美国境内及属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不得购买军火。此项贷款的抵押品是滇锡40000吨，分七年交清。[23]同年10月，中美签订“钨砂借款合同”，美国进出口银行贷给中国中央银行1500万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境内的农产品和原料。贷款由资源委员会在五年之内以价值3000万美元的钨砂售款交付美国金属储备公司清偿。[24] 1941年2月，中美双方又签署“金属借款合约”，美国进出口银行将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中国则在七年内将价值6000万美元的锡及钨锑等矿产品售给美国金属储备公司，[25]清偿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