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政府绩效的路径选择((2)
2014-01-26 01:34
导读：2 第三部门与“规范”。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规范可以将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手中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这主要是因为行动具有“外部性”，也就是具有影
2 第三部门与“规范”。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规范可以将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手中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这主要是因为行动具有“外部性”，也就是具有影响他人的后果。“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和惩罚来维系的。”这些增进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互惠是规范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普遍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遵循了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当公民从第三部门的公益活动中受到美德教育并内化为其自身的价值时，就会自觉地遵守各种社会规范，从而促进了“规范”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
3 第三部门与“公民参与网络”。帕特南认为，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互利、互惠的规范；二是公民参与网络。与某些学者的强势社团会削弱政府的主张完全相反，他认为，由公民参与的横向关系网络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资本会提高政府绩效，促进经济发展，因而他主张“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国家”；他特别强调，“对于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经济进步，社会资本或许甚至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在那些制度绩效高的地区，存在着许多社团组织”。第三部门正是透过基于互信和互惠的资金分配、服务传递、公民教育，促进了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加速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
托克维尔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写道：“在那些统治着人类社会的法律中，有一项法律似乎比其它法律更加精确和清晰。如果人类准备保持文明化或准备变得文明化，那么联合的艺术必须同增进地位平等以相同的比率增长和改进。”通过培育第三部门，提高公民的公益意识和参与意识，可以使社会资本得到很好的培育。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四)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其他途径
1 对非正式制度的投资。肯尼斯·纽顿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三种模型，用以解释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的关系：(1)深度信任的迪尔凯姆模型；(2)浅度信任的托克维尔模型；(3)现代社会中的抽象信任。“抽象”信任在人格化的“深度”信任、非人格化的“浅度”信任之上，它既不是建立在初级团体中内聚性的日常互动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次级团体较为有限而且稀疏的社会接触上，而是建立在社会一般人的交往上。由于现代社会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使“深度”信任和“浅度”信任变得日益困难，而“抽象”信任使其变得容易处理。
抽象信任主要可以通过两个渠道进行培育：(1)教育。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互信等美德。社会资本建立在普遍的社会道德而非个人美德的基础上。教育不纯粹是知识性教育，一定要有德性教育。教育可以使人们理解和运用信任、公正、平等、合作、互惠和博爱的抽象原则。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培育人民的私德，更重要的是在于培育人民的公德，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教育是提高社会资本最明显的途径。教育制度不仅传递人力资本，并且还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输社会资本。(2)媒体。媒体通过不断重复宣传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包括经营
哲学、行为准则和人格追求等内容，潜意识地培育人们的共同价值观。通过媒体不断重复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使人们潜移默化，也可有助于创造“抽象”信任和社会团结。
2 法治的实现。法治是支持社会资本运作的正式制度系统。它与社会资本共同构成复杂市场体系的维护者。在不发达的市场中，社会资本可以起到调解各种争端的作用，而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交易的复杂化，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显得更为必要时，法治就起到了维护社会资本的作用。法治对社会资本的维护作用表现在几个方面：(1)通过在法律上确定新生的社会关系，为社会资本提供稳定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激励。(2)社会资本中所包含的非正式规则虽然可以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但其在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效力往往不充分，而法治的建立可以为社会资本构筑其充分发挥效力的最后一道防线。(3)社会信用可以依靠法治来培育、促进。如果没有法治，个体、组织乃至国家建立自身信用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在一个完全没有信用，或者信用度极低的社会里，必须要发挥法治的惩戒作用以促进社会信用的培育和成长。(4)一些不良社会资本，如人情关系网络中表现出的腐败链、地方黑社会势力、团伙组织犯罪等都需要法治来惩处。(5)运用法律手段调节不同社会资本之间的冲突或矛盾，使社会资本总体水平得以提高。(6)在落实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努力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从而促进对社会资本的培育。法治不仅要规范市场中经营者的行为，而且也要规范政府的行为。经营者守信用的前提是政府守信用。信用社会的建立需要政府以“无法律原则”建立“善法”，并通过其对自身的约束，以及对社会全体的公正实施来培育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信用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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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度的管制。管制是政府对于市场参与者的监督与规范，它通过追究和制裁违规行为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与良性秩序，并以此来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建立公众对市场的信任。管制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关系。一方面，如果社会资本的存量为零，或者说市场上没有信用，那么，即使管制的成本高昂也要管制，否则整个市场秩序混乱，交易无法达成；另一方面，如果通过政府的管制，市场信用逐渐建立并能够自我维持，政府就不应当继续管制，否则可能导致市场信用再次降低。这是因为：(1)赋予政府的管制职能越多，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越大，政府管制规则的可信度越低，市场主体越追求短期回报，社会信用度降低；(2)政府管制越多，经营者越可能与政府形成同盟，政府被“俘获”，经营者获得垄断租金，而经营者的垄断性越强，信用度越低；(3)政府管制权力越大，越容易滋生腐败，人际信任越不易建立。因此，管制控制在何种程度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适当的政府管制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建立，但过度的政府管制可能摧毁自我维持的社会资本。
4 有效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特别是对财产权的保护。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但是，并不是政府对每一种公共物品的提供对形成社会资本的作用是一样的。产权是个体或国家构建社会资本的基础。它是一种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其重要性在于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没有明确界定的产权，就没有“你的”和“我的”之分，而如果在彼此陌生的关系网络中，又不认为有必要对资源的使用进行监督，那么，公共领域的稀缺资源就可能被恶性竞争使用，因为个体没有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减少对资源的占用，从而建立长期的信任。产权越不明晰，经济主体的预期越不稳定，追逐短期利益的激励越强，互相欺诈的行为越盛，社会关系网络越不易建立；信息的流量越小，社会信用越匮乏，规则的约束力越小，社会资本越少。这几乎是一个循环，反复累积自我增强，从而形成帕特南所谓的另一种“永不合作”均衡。在这种均衡中，任何试图寻找具有合作性的选择都将是非理性的，不讲信用是唯一理性的策略。此外，社会资本是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的自然产物，如果不存在产权，那么也就无法保证博弈的重复，也就无法形成“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广泛的网络”，社会资本也就无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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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刘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