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关于马克思主义(2)

　　如果说自斯大林以后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指一种上层所确立的权力话语的系统，那么形态则主要是指超越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局限而能够支撑一个国家精神命脉的文化传统，如中国中所区分的“道统、政统与学统”，其中的“道统”就是指在各个时代都能够涵之于内而显之于外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古代，这种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也是时而融合，时而分离，如思想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就只是一种纯粹的文化形态，并不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才成为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到明清之际，由于儒家思想在科举制和八股文中自我萎缩，被教条化和政治化，失去其文化形态的内涵，蜕化为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因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强烈批判。

　　理论在上世纪初传人中国时，开始也是以一种文化形态的方式在知识分子中间，并与当时各种自由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相互交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展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契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它能够和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并生发出新的文化生命。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取得独立的政治话语权的时候，它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也逐渐加强，需要自上而下形成统一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但受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在以往的中往往没有有效地区分文化形态与意识形态的不同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二者的分离，在强化意识形态宣传的同时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形态教育的思想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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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看，—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的科技生产力，会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厚重的文化传统和独立的意识形态，则会不打自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技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甚至可以说，现代物质生活的丰富其实遮蔽着人文精神的萎靡，的繁荣其实掩藏着意识形态的失落。当前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虽然让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传统，却并不代表传统能够给予我们时代以独立的文化精神；现代科技文明虽然能够张扬人的本质力量，但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是对本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压抑。在此情境下，我们需要有返本开新的文化理念和超越物化的反思精神，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交融，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国家新时代的文化家园和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

　　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状况来看，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体的时代，因而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大众化与庸俗化也就不可避免，就如当年借抱瓮老人之口说“有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当前是一个“机械、机事与机心”日益发达的时代。在“机械、机事与机心”的笼罩之下，我们的精神生活开始从崇尚精英走向拒绝经典，而追求着单纯的感官幸福与文化的庸俗，与之相应的是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勃兴。这些不良价值取向已随着的普及而渗透到校园之中，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的导向，它们将可能在整个中形成一种普遍的物化意识。

　　对于物化及物化意识的批判，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种最重要的文化形态。马克思本人就曾在政治批判中对资本主义的物化和商品拜物教进行内在的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则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现代社会的物化状况以及西方各阶级的物化意识作了深刻的描述，他同时认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危机是比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卢卡奇之后，意大利共产党的初期领导人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及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文化的批判，其实都是在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文化形态思想，而且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解析当代社会的问题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在笔者看来，葛兰西可谓是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既相区分又相融合的理论先驱。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是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为政治社会，二为市民社会，它们以不同的权力形式行使国家的统治职能，前者实施的是直接的强制性权力，后者实施的则是基于民众同意之上的“文化领导权”即“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这两部分构成了上层建筑的两大领域。他明确指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主要层面，—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社会组织的总和’，另—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而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合法的政府来执行的。”嗽照他的理论。文化领导权不同于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权，而是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而形成的文化话语权，这种文化话语权可以促成文化领导权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也就能够形成巩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政治领导权。从社会现状来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经历数百年所建立的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并没有在暴力革命中被轻易剥夺，而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互争锋；而在东方社会，如前苏联和中国，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前，并没有经历—个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因而革命反而相对比较顺利。但苏东剧变也给我们提供了—个前车之鉴，即如果只是一味地和西方国家作军事和经济上的较量，而忽视从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构架，将难以轻易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甚至会使改革变成改向。在此意义上，要想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文化领导权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融合就是—个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