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2)
2015-02-02 01:07
导读：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促使农村社会经济资源从集中到分散的转变，也就是从一元控制向多元控制的模式转型。农村经济改革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促使农村社会经济资源从集中到分散的转变，也就是从一元控制向多元控制的模式转型。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通过家庭承包制这一手段，把农村的生产性资源，包括土地和大宗生产工具（如耕牛、拖拉机等）等从村级组织转移到农民家庭手中，由此赋予了农民的经济自由。尽管粮食、棉花、烟草等战略性或垄断性农产品仍然保留了最低限度的国家控制，然而国家在征购这些战略资源的过程中，直接进行利益交换的对象是农民，而不再是村集体。因此，村级组织难以从农民与国家的利益交换中截留利益或从中渔利。这是村级组织职能结构变化的政治经济根源。
社会经济资源从单一集体控制向多元控制模式的转型，公-私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必然导致村级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性变化，从而影响农村二元权力结构。一般来看，村委会可以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提取财力资源，而党支部只能依托村集体经济。党支部的权力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经济的强弱。由于村委会有多种渠道提取权力资源，因此在这一方面，村委会比党支部占优。然而，村支书也有可能利用政治手段（或权威性资源）来控制村委会提取的权力资源。有研究指出，在许多农村，具体收钱的是村主任，花钱的却是村支书一人做主审批。在个别村庄，村支书一人兼任会计出纳，村提留成了支书个人的钱包。由此看来，仅仅从资源分配及其提取方式还不能完全认识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实际状况，这就要考察权力来源的问题。
2、权力来源及合法性问题
权力来源是指权力合法性或认受性的来源或基础。民主的程序政治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合法的权力必经合法的渠道产生。一般来说，权力来源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自上而下的委任，二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实行村民直选制度以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权力来源出现了分野。村支部的权力来源主要是乡镇党委任命与支部推选，而村委会的权力只能来自全村选民的投票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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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同一个村庄，党员人数总比村民人数少。因此，不少村民群众朴素地认为“上千村民选举的村主任自然比几十名甚至几名党员选出的村支书要有权威”。在选举过程中，村民还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亟待回答。例如，“为什么由多数村民选举的村委会必须接受由少数党员选出来的党支部领导？”“如果村支书是铁定的‘第一把手’，那么选举村主任这个‘第二把手’又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对权力来源或合法性问题的直接提问。然而，如果刻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民主原则，那么对村委会权力地位的肯定，就意味着对党支部权力地位的否定。这种零和博弈的思路，与中国现行的宏观政治是不相适应的，也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我们还须讨论规范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规范政治的合法性来看，村党支部的权力实质上来源于它的基本政治职能，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本村的贯彻执行。党支部选举是“选人”而不是“选政策”。这种选举只不过着眼于更便利地执行上级的政策或指示，因而而不具有程序政治上的授权意义。由此而论，村党支部的权力并不取决于选举（无论是党内常规选举还是“两票制”），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正确”，取决它能否保证党的政策在本村范围得以实现。可以说，村支书是党在农村的“守门员”。因此，村委会对党支部领导的服从，实质上是对党的政策的服从，而不是对这些 “守门员”本身的服从。关键的问题是，扮演这种“守门员”角色的村支书并不能总是“政治正确”。况且由于党支部组织建设的缺失、监督的虚化、许多村支书蜕变成欺压农民群众的“土皇帝”。要农民或者村委会服从这样的党支部，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显然，这些“土皇帝”们所破坏的正是执政党的合法性。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村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不是科层制意义上的上下等级关系；在村民自治事务上，两者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村委会的权力只能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村民民主授权，而村民直选就是这种民主授权的制度化机制，这种机制所贯彻的基本民主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按照这一原则，村民直选的村主任当然是村庄的法定代表，这一法定地位驱使村主任扮演“当家人”的角色。而村政现实中，村主任能不能成这样的“当家人”或“第一把手”，在很大程度大取决于村主任与村支书各自威望的高低、家族背景的强弱以及社会资本的多寡。因此，村支两委关系的协调与否，不仅同各自的权力来源或合法性结构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同村主任-村支书的个人影响力有直接的关联。
